和朝鲜、韩国、日本一样，越南也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从政治区域地图来看，越南地区甚至数次落入中国王朝的统治之下，并且出现了长达一千年的& quot北方诸侯时期& quot在历史上，直到五代十国时期逐渐脱离中国的直接控制，但仍作为中国的附庸国存在。

因此，长期以来，汉字一直被视为越南的官方语言。可以说，“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数理、医术，无一不用汉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北方的几个国家更深。甚至在越南的历史书《大越史记全书》里，越南人的历史是从沈雁的第三个皇帝孙迪明开始的。从这个角度看，越南似乎是中国人的后裔之一。

《大越史记全书》

随着中国文化的逐渐传入，越南的京族人突然意识到汉字的表意与当地的口音有些不同，于是他们也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书写体系来匹配当地的口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越南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来排列组合汉字，并把这种文字称为& quot南子& quot。

但是，与汉字相比，“喃字”实在更为复杂，只有先学会汉字才能进阶学会喃字,的一些统治者即使想摆脱汉字的文化影响，进行文字改革，推广南文字，仍然障碍重重，收效甚微。

单词nan

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南字实际上只是作为汉字的补充，用来记录一些地名、人名和地方特产，越南文人会在作文中使用南字。但从更大范围来看，越南的南字使用率并不高，主流文字仍以汉字为主。

可以说，在越南历史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南字体系的建立和推广体现了越南摆脱汉文化控制的政治诉求，也是越南民族性格的一大体现，这也是越南近代废除汉字的根本原因。

公元16世纪至公元1010年的地理大发现，让越南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的传播。

随着西方传教士踏上越南土地，西方文化开始在越南传播。然而，越南口音和文字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传教士的预料。为了加快传播教义的进程，传教士们开始将拉丁文字与当地口语相结合，形成适合越南的拉丁文字体系。

《越葡拉词典》

1651年，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编《越葡拉词典》，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越南语拉丁字标准，此后不断完善。然而，即使拉丁文字简单易学，也无法撼动汉字在越南几千年的影响。所以在这一百年里，拉丁文字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宗教传播，汉字仍然占据主流。

因此，随着拉丁文字的引入，喃字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主流的正式地位和这三种文字体系随着政局的变化开始了新一轮的主流地位竞争。

19世纪中期，法国在东南亚殖民扩张，1958年入侵当时还是清朝藩属国的越南。但显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实在无力应对西方列强，导致晚清政府在法国入侵越南时保持沉默，眼睁睁看着法国在越南形成事实上的统治。

1883年，法国和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承认法国统治越南全国。随后在1885年，中国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这被视为对越南宗主权的正式转让。此时，越南正式纳入法国殖民统治的版图。

在

西学东渐，新字传入，汉字地位在越南遇到新挑战

年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割裂越南汉文化与中国的联系，减少中国对越南的影响，越南本土实际上存在着汉字、喃字、以及拉丁文字三种不同的文字体系,然而，由于此时越南民族主义盛行，法国教育不仅难以得到民众的推行和认可，而且加剧了越南民众的反抗情绪。

由于法国的教育制度会激起越南人民的反抗情绪，法国殖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在越南存在了数百年的拉丁文字为新的突破口，将& quot越南民族文字& quot到和汉字一样的地位。1865年，法国在越南创办了第一份国语报纸《嘉定报》，从此& quot用于所有公文、行政证件中，普通话字与汉字并列& quot。

在越南民族主义者眼中，虽然& quot越南国语字符& quot都是舶来品，至少是和当地的越南语口语结合在一起，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已经和当地的越南文化深度绑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特色。此外，与汉字和南文字相比，法国殖民者极力推行法语教育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更大的受众群体，这也是越南人开拓智慧的基础，有利于新思想的广泛传播。至于汉字，在晚清政府衰弱，中华文化影响大减的形势下，本土民族主义者在越南苟延残喘是不够的。

于是，在这样一种以利益为导向的思维逻辑下，国语字具备着简单易懂的学习特征突然掀起了为国语字办学校、办报纸的风潮，大大增加了国语字的使用场景和频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汉字不断被挤出生存空间，最终让位于国语字。

汉字让路，国语兴起，殖民政府与民族主义的利益“合谋”

汉字在越南的衰落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实际上，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汉字在越南仍有一定的使用空间。毕竟在越南汉字的意思是

历史传承，仍然会有不少文人家庭接受着汉文教育，比如越南的国父胡志明便是其中的代表。

胡志明于1890年出生于越南农村的儒生家庭，他的父亲曾经考过科举中过副榜，甚至还担任过几年县官职务，不过由于不愿意与法国殖民者为伍，所以回到农村当了个教书先生，而胡志明在这样一种家学环境中成长，自小学习汉文诗书，汉语官话说的极为流利，后又学习拉丁越南国语，在这两种语言上都较为精通。

按理来说，胡志明本身接受的是儒家文化教育，并且从其革命经历来看，他对中华文化也是极为热爱并推崇，甚至在深陷牢狱中也写下100多首汉文诗歌以表达革命决心。可见，胡志明对中华文化有着极深的感情，可是即便是这样，在取得越南独立之后，胡志明也陷入对国家正式文字的抉择思考中。

胡志明在狱中创作的《越有骚动》：

宁死不甘奴隶苦，义旗到处又飘扬。可怜余做囚中客，未得躬亲上战场。

1945年，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国家成立之后，就要确定官方文字，而在当时的越南领导层面前，摆着汉字、喃字与国语字三种选择。不过也正是在这时候，胡志明做了一个决定，推广越南国语字教学。1946年，越南颁布的宪法第18条规定：“被选举人必须会读、写国语字”。

对此，越南政府层面也曾做出过解释。汉字太难、国语字简单，越南文盲率居高不下，使用越南国语字易于扫盲。

从扫盲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拉丁文字在拼写与推广上有着更为显著的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普及通识的效果，再加上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普识教育使得国语字在民间取得一定的群体规模，更是能够助推越南的扫盲运动的开展。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扫盲何须另外专门废除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大可推行双语教育，所以在废除汉字的背后，或多或少还是会有谋求文化脱离的政治意涵。

不过，从越南民族国家的政治考量来看，当时的越南刚刚摆脱殖民控制，取得民族独立，所以在割裂殖民文化连接上有着迫切的需求，并且产生内生性敏感的特征。于是，在这种高度敏感的“玻璃心”下，就容易将殖民文化的特征类推到汉字文化的影响上，继而做出一刀切的决定。

再者，越南地处东亚文化圈，即便当时与中国人民有着一定的革命感情，但是仍然会有着被同化的担忧心态，认为只有废除汉字才能使得两个民族形成较为明显的文化区隔，以保护本国的民族主义，哪怕是要割裂本国的历史文化。

越南知名学者范维义曾有过这样一番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哲理和精神价值。”

如今，走在越南的街头，尽管依旧能够见到带有汉字的建筑标识，但是试问当下的越南人，又有多少人会明白这些汉字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内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