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初，徐进大举南侵，到达北宋都城汴京(开封)。当月25日，汴梁外城被攻破，赵桓、宋钦宗出城投降。

短短23天，这个存在了167年的庞大帝国，在金人的铁蹄下轰然倒塌。但客观来说，靖康之变的北宋，并没有那么繁荣，但也没有到风雨飘摇、穷途末路的地步。

惠宗统治时期，虽然洪水、蝗灾时有发生，但对于广大的疆域来说，并不是灾难；山东和江南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和方腊的农民起义，但很快被拥护或镇压。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靖康革命之前，北宋的疆域还在向外扩张。

1104年，惠宗在青海河湟建立龙游都护府，北宋疆域第一次到达西域腹地。1119年，宋军征服了衡山之地，这几乎把多年的心腹西夏逼到了绝路。没有亡国迹象的地方，还有一点复兴。

所以，面对靖康之变，在非常痛心和遗憾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强大繁荣的北宋帝国轻易而迅速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千年不绝的“南北战争”

北方苦寒的土地不适合种植农作物，没有培育商业社会的土壤。好在水草丰美，牛羊还是可以放牧的。

所以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这些著名的游牧民族，无论多么强大，基本上只能靠野草为生，没有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

万一年景好，他们还能自给自足，但毕竟草原有限，部落之间会因为抢占彼此的生存空间而爆发战争。

一旦发生饥荒，或者寒冷天气来临，牧草减产，牛羊死亡，将严重威胁整个种族的生存。

由于地缘关系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南方辽阔富饶的中原。而南方的抢劫，已经成为一种便捷而必要的生存方式。

从汉族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行为当然是野蛮的侵略。

但是对于游牧民族本身来说，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的道德约束和正义是没有参考价值的。丛林法则从来都是残酷却真实的。

当然，作为回应，当中原王朝足够强大的时候，会千方百计用武力和婚姻的手段去征服或者拉拢游牧民族。此外，它还不断修建长城，构筑战略纵深，以确保北方的安全。

但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机动性远高于汉族。如果他们前进，就会像风一样快，让人防不胜防，而如果他们后退，就会深入到茫茫大漠，无影无踪。整个中原政权很难在战争中占据主动，还会继续被骚扰。

好在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最大程度的保证了粮食的生产和储备，带来了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这也让南方的游牧民族占了便宜，但很难顺利彻底的吞并中原王朝。

所以在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几千年的对抗中，除非有一方特别厉害，打破了平衡，大多数时候都是和平、婚姻、你来我往的转换不断上演。

赵宋帝国的先天不足

因为强大的契丹军队的介入，解决了晋阳之围，再加上石敬瑭被灭后，唐朝自立，耶律德光如愿得到了岩云地区。

然而，割让十六州的卖国行为给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危害。

十六州是从河北北部到山西北部的狭长地带，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

在这一地区的北部，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耸立，长城和桑干河、拒马河从东向西横穿而过。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天然军事屏障。

正因为如此，后金以后的中原政权把北伐岩云作为头等大事。之后的柴荣、周世宗，原本是最有希望收复岩云的一代功臣，却英年早逝，功亏一篑。

公元960年，代表周建立了宋朝。平定四方后，毛还有意争夺，但在计划实施之前，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宋太宗还在979年和986年进行了两次北方探险，但都以惨败告终。从此，宋朝的军事实力减弱，北方的契丹逐渐成长为可以与大宋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甚至更加强大。北伐只能是赵和宋臣民心中永远的痛。

由于缺乏岩云地区，建国之初，赵宋王朝便利而自然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和山区复杂地形的缓冲。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敌长驱直入中原腹地，这也使得赵宋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上，比之前的中原政权更加被动，甚至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更何况首都汴梁位于华北平原上，本身就是一个保卫四战无险的地方。北方没有山川，只有黄河是屏障。过了河，就是马平川了。北宋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方设立边防阵地，但疆域辽阔，边境线漫长，往往防不胜防。

宋初最大的军事威胁之一，就是辽军大举南下，绕过宋军重兵把守的定州，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汴梁北门城下，使得宋真宗几乎准备迁都，只是后来。

国家层面的致命病因

不可否认，北宋是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但在高度重视精神内核建设的同时，其对于军事力量的培养，国防制度的建设方面，是存在重大问题的。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武将专权，这些对于宋朝而言，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960年，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谋取了后周的天下，宋朝君主更是从基因血脉里就防备着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武将被提防、受限制，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稳定，成也了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底层逻辑。

对于潜在的武将拥兵问题，宋太祖巧妙地设计了“更戍法”加以预防和制衡，将京城的禁军和边防的戍军每隔两三年便进行一次对调。

以隔断将兵之间的联系来防止叛乱的发生，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恶果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军队的指挥效率和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为加强中央集权，宋朝又在军事上一直沿用太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指导思想，精锐部队大半集中于京城的禁军，其余各地包括边境，都是战斗力较弱的地方武装或者杂牌部队。

如此一来，藩镇割据势力得到有效遏制，但抵御外辱时却变得格外捉襟见肘。

不仅如此，为充实禁军的力量，北宋历代君主都热衷于不断募集士兵，甚至在灾荒年份直接将流民引入其中。

禁军成为庞然大物的同时，三教九流充斥其中，即乏训练又难管理，表面上军队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战斗力反而在断崖式的下降。

宋初禁军曾一度达到八十万，神宗时经王安石变法，对禁军进行裁撤，但人数也一直维持在四十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必然带来惊人的财政消耗，也导致“冗官、冗兵、冗费”这“北宋三冗”，成为阻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沉重负担。

而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宋朝没有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内部发展倾斜，军事将领的作用在降低，科举取士、培养人才自然是当务之急，“重文抑武”就更成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政治基调。

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

在靖康之变前，北宋的主要对手，是北方契丹创立的辽国和西北党项建立的西夏，三大帝国互有交手，但总体而言维持着平衡。

但北宋末年，长期受辽朝统治的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接着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辽展开了进攻。

眼见辽亡在即，为了从其手中重新获得梦寐以求的燕云故地，当时的宋徽宗赵佶，竟主动遣使赴金，并于1120年达成“海上之盟”，宋金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辽国。

“联金抗辽”，可以说是靖康之变的导火索和催化剂，更是一次自取灭亡的重大战略性失策。

首先，唇亡齿寒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维持了百年和平，辽国不仅没有威胁，而且它的存在，始终是牵制金国的力量，也可以从北面保障宋朝的安全。

其次，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但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金军依然神勇，而宋军却惨败于残辽。

伐辽失败，不仅使熙丰变法以来积蓄的军用储备丧失殆尽，使得宋朝彻底转入战略劣势，，完全无力再战，甚至取燕也要依赖金人的能力。

如果没有“海上之盟”，即使女真灭辽，但实力得以保存的北宋，尚有自保之力，面对金国，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快的全面崩溃。

最致命的是，通过伐辽的窝囊表现，让此前并不了解北宋真实战斗力的金国，更加坚定和加速了亡辽之后再灭宋的决心。

面对空前强大的女真金国，北宋是何其不幸，既有宋徽宗这个“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昏庸皇帝，又有蔡京、童贯这帮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佞臣，君臣联手，又搞出“海上之盟”这种看似投机取巧，实则愚蠢至极的战略，又岂能不亡？

果不其然，辽亡不久，金国便以宋朝收留叛将张觉，背盟弃义为名，于1125年发兵攻宋。

战斗意志的彻底瓦解

靖康之变时，金国东西两路大军共计约十五万兵马兵临城下，对于北宋而言，形势确实万分危急，但绝非山穷水尽。

类似的经历，在300多年后的明朝也曾发生过，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精锐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几乎全军覆没。

“土木堡之变”，明朝的武装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皇帝还做了瓦剌的俘虏，随后瓦剌首领也先也是大举南下，兵临北京。

明朝当时的情况，比之北宋，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于谦的领导指挥之下，顽强抵抗，甚至瓦剌人在攻城时，将英宗做挡箭牌，于谦都敢下令放箭，就是这种玉石俱焚的心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转危为安。

再来看看面对国难，北宋君臣的荒唐表现：

1125年，金兵第一次攻宋，东西两路大军联袂南下，西路军围攻重镇太原时，负责太原防御的宣抚使、大太监童贯，以传递军情为借口，第一时间溜之大吉。

逃回东京的童贯带来了太原被围的坏消息，宋徽宗赵佶眼看山雨欲来，连忙宣布禅位，让儿子赵桓登基，承担保卫京师的重任。

谁知赵桓也不傻，这明显是让他当亡国之君，坚决不从，父子几乎要为了推辞皇位的问题而翻脸，最后赵桓还是在众人挟持之下，哭喊着被强迫登上了皇帝之位。

1126年1月，钦宗继位，改元靖康，随后金国西路军又攻克相州，开始分兵渡过黄河。

因为黄河南岸的驻军早已逃之夭夭，从正月初三到初六，在金兵长达四天的渡河时间里，没有遭遇宋军任何的阻挡和抵抗。

天险一失，太上皇赵佶更是连夜南逃。但好在宋徽宗临走前还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可用之人——名臣李纲临危受命，组织起东京保卫战。

此时金国西路军深陷太原，无力南下，汴梁城外仅有东路军的七万人，其中还有大量契丹、渤海的雇佣兵，真正精锐的女真人，只有三万。

而北宋的京畿附近集结了超过五十万人的卫戍部队，名将种师道率领当时宋朝最精髓的十万西军，星夜挥师回援，各路勤王兵马也是旦夕将至。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宋钦宗依然对金兵充满了恐惧，以割地赔款换来了金国退兵。

从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下开始，宋廷的主和派便一直占据上风，他们从未想过抵抗，或凭实力去赢得胜利，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割地赔款，出卖国家尊严换来苟延残喘的机会。徽钦二帝更是性格软弱，面对战争毫无血性可言。

金兵一退，主和派立刻又占据上风，有功于国的李纲被罢免，卫戍京师的部队以耗费财力甚巨为由遭遣散，谁知第二年，尝到甜头的金军再次南下。

这次金兵更猛，西路军攻克太原，与东路军会师汴梁，而宋徽宗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是组织军民积极抵抗，却相信神神鬼鬼的术士，以纸甲纸兵在城头抗敌，结果可想而知，仅仅23天，汴梁外城即被攻破。

吓破胆的钦宗立刻出使金营求和，为显示诚意，甚至下旨遣散了各地勤王的军队，“檄止诸军勿前”，几乎把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就这样，北宋皇帝在都城尚未完全沦陷，卫戍部队和勤王兵马具在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抵抗，束手就擒。

此后数月，金兵开始疯狂劫掠，北宋成为待宰羔羊，在抢得无数金银珍宝后，徽钦二宗被虏北上，宋室王公大臣悉数为奴，后妃宫女具皆受辱。北宋甚至汉民族历史上最悲惨、屈辱的灾难——靖康之变在北宋的轰然倒塌中上演。

谁该为北宋的灭亡买单，谁又应该对靖康之变的灾难负责？是徽钦二宗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却不是全部——是大宋君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次次拙劣、荒唐甚至致命的表现，合力葬送了延续176年的锦绣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