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飞/文

摘要：雅俗应该有内在的精神通道，而不是绝对的对立。从生活的本质来说，其实生活离不开习俗；在文化鉴赏习俗中，也有一个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庸俗的积累造就了高雅，但高雅终究要回归大众。雅俗的鉴别和转化与传播工具的演变也有很高的相关性。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俗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雅俗文化积累认知转型

从生活本质看，生活中其实离不开俗；在文化欣赏习俗上，也存在着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

谈到雅与俗的关系，我们不要急于把它们对立起来。从生活的本质来说，生活其实离不开& quot粗鄙& quot。比如人每天刷牙是低俗还是高雅？因为现在大家天天刷牙，不可能& quot优雅& quot。但是在文明之初，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刷牙的时候，刷牙的人会被不刷牙的人包围。所以，一件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事情，会被不了解的人当成一件奇怪的事情，同时也会被当成一件& quot优雅& quot有点了解的人的东西和时尚。那么由俗到雅的运动就会慢慢发生。当我们知道2018年中国牙膏行业收入为270亿元时，我们就会明白，这曾经& quot优雅& quot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 quot自定义& quot。这是生活中俗与雅成功转换的一个例子。

在文化鉴赏习俗中，也有一个俗与雅的认知转换过程。其实，雅源于俗，俗源于社会生活的普遍体验。文化习俗在经验升华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完善自己，成为日益成熟高雅的文化门类。这是文化范畴形成的一种衔接现象，由俗到雅。然后，如果雅需要生存，她会想尽办法提升和延长自己的生命。众所周知的京剧的成长过程正好验证了这个规律。早年，京剧的前身还漂浮在安徽安庆山野的树林和田野里。那是民间用来缓解辛苦劳作的小曲，也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调情。于是很自然的流了出来，然后被有心的人简单总结了一下，成立了一个致力于表演的艺术团体，就成了所谓的& quot惠类& quot。清中叶乾隆年间(1790年，清五十五年)，徽剧的三清班、四喜班、河唇班、春台班并称为& quot四大徽班& quot他们在更大的舞台和市场上，通过不断的磨炼和摔打，一步步成长起来。尤其是清末，能够进入宫廷演出的艺人，因为慈禧对他们有着极其严格的艺术品味要求，这对艺人的技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相当于又一次蜕变。最终，小腔曲调演变成了门当户对、角色体系完备、唱、读、打日趋完善的京剧。徽州班也演变成了一个更专业的剧种，最后一个精致的艺术班成熟了，彻底转型了。

社会要做的努力，是将雅与俗的流动通道打通，而不是人为地隔绝他们

文化是人类精神体验不断自我超越的产物，雅俗应该有内在的精神通道，而不是绝对的对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文化分层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换句话说，雅俗等级分类的存在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社会应该做的是打开雅俗之间的流动通道，而不是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把自己沉浸在世俗化甚至肤浅的庸俗文化氛围中，是一种缓解生活压力的行为，但在这样的状态下，你仍然可以保持对更精致、更艺术、更文化超越的推崇，也就是文化状态良好。高雅文化必须秉持一种明确的责任感，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意义有更多的尊重而不是蔑视，并学会吸收营养

所谓的雅，虽然源于俗，但经过俗的提炼之后，似乎和俗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文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享受优雅的资格。雅俗之间有距离，甚至有隔膜，形成& quot高& quot和& quot低& quot。比如，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经历。但文字成熟系统化后，普通大众很难方便使用。我们可以断定，在写作之初，它一定不是一个& quot优雅& quot这是几个文人自己思考的事情，是生活真实形成的记录和经验的总结。但问题是，随着人物的不断丰富和功能完善，在完成提炼的过程中逐渐离开了最初的人生起点，形成提炼后脱离大众的结果。创造了文字的人越来越没有资格享受文字带来的快乐和便利。这样一来，能够掌握和运用文字的人就成了少数。他们只能寒窗苦读，努力掌握越来越卑躬屈膝的古文，努力做到& quot阅读& quot同样优雅的文字所传达的圣贤思想，再用同样艰涩的文字来解读，以示有资格以掌握文字的能力和资格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当然也会成为大师。

我们不妨读两三句& quot优雅& quot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为了了解那些以为掌握了这样的文字就自然会成为& quot人们。"看看这篇文章：& quot然后试着拟出来要，意思是诗书里一定有人物。"所以，我流连于我的野心，但我学到了什么？而这种想法很遥远，会很自负。自从有了贫穷的概念，我一再用身体放弃友情，但那些生活自理有余的人，此时也是贫穷的。"(科举文章出自清代学者韩菼，来自《论语》。儿子说颜渊说，& quot用了就做，放弃了就藏起来，可是我有老公啊！"字少，别号穆璐，常州人，有文字功底。)文笔的优雅和深刻令人惊叹，但似乎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完全无关。作为一代圣人，成败另当别论，但雅俗对立似乎不可避免。

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另一项努力中，是恢复文化和普通人。

的关系，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的活跃人物，如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王照、梁启超、胡适等人所倡导的说白话，写白话文的意图所在。当年胡适明确提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打出了文化新生的关键一面旗帜。其实黄遵宪更早些时候就已提倡过“我手写我口”；裘廷梁也在力倡“白话为维新之本”；陈荣衮明确主张报纸应改用白话文；王照以制定官话字母，只拼“北人俗话”作为实践；梁启超更是最先向桐城派古文挑战，提倡写“新文体”，所用虽为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也向白话文实践迈出了第一步。这些人的努力，虽不被胡适等人看重，但其初衷却是同样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为了还雅为俗，以唤醒大众。以严复在甲午之败特别感喟的需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目标为准，胡适一群人是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工具，以求打破知识精英和庶民大众的精神隔离，进而解决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问题。实为一次以雅而俗的努力，客观上为文化的大众化做了奋争。

我们所关注的雅与俗的转换和关系，其实就是要学会运用好人类文化积累的规律。俗的积累，造就了雅，但最终雅还是要完成回归大众，这就是社会文化成长的基本路径，也是检验社会发育程度的标准。社会大众创造了文化，最终在精英化、经典化、精致化过程中被剥离了享受“雅”文化的权利，那么，文化的异化就走上了不归之路。而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要将经典化了的“雅”文化，再还给社会大众，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人类文明的步步演化。

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

雅与俗的认定和转换，和传播工具的演变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戏曲、小说、电影、电视、网络，一次次的工具革命，让人们对高雅、低俗的判断，都在不断地发生很大的改变。从文学的形式变革看，唐诗是唐代的俗，而又是宋代的雅，宋人的词是俗的，配之以各类不同的曲调，宋词在复杂多样婉转的曲调中，在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中，成为市井间最通俗易懂、最方便传播的文化形式，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说的就是南宋时，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作品的普及程度。但到了元代，元曲的兴盛，让社会大众更容易接受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其杂剧和散曲有着更为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因而更易于被市井生活所容纳，还因为元曲直指社会时弊，反抗情绪强烈，主题是反抗政治专权和社会黑暗，深刻地因应了社会情绪，因而迅速流传开来。比较之下，宋词就成为俗文化大环境中的高雅之物了。明清之际，小说兴起，因为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更能实现完整讲述大故事的初衷，更有表述上的完整性，小说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并且辅之以说书人的努力，作为文本的这一文学形式也走向了成熟，著名的四大名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于是，元曲又被时代推向了高雅的层级。

早在1872年，美国人就发现了影像存留的奥秘，美国人斯坦福和科恩二人，为一个马蹄落地的过程记录而打赌，而他们的英国朋友爱德华·麦布里奇决定用24部照相机记录这一过程，后来就奇妙地发现了一个完整过程被记录了下来，这就成了最早的电影。后来电影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迅速普及世界，并延续到今天。问题是，当电影普及后，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有利于被更多人同时享用，于是，戏剧表演和文本形式，又悄悄地成为了“雅”的代表，而电影则担当了俗的使命。更奇妙地是，在电视时代到来后，电影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雅”的含义。俗雅转换和工具变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代一代，一层一层地更替演化着。

今天的问题是，传播工具更为多样化，人们的文化目标也被分解得更加多层级化。因此，我们期望以一部分人理解的“雅”去感化大众，并让大众更加自觉和有效地接受“雅”，实现新时代中雅与俗的转化，这种思路有些过于理想化。但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势下，就没有优秀文化共享的方法了。在多媒体时代，如果先不提内容状况的话，仅从形式上看，现场演出就是高雅的，进博物馆看真实的作品就是高雅的。但我们的时代要求是将这样的高雅推广开去，实现再一次的由雅而大众的俗化过程。由俗向雅，是文化演化的必然，而由雅及俗，又是文化的使命。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人们一定会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去推动文化的总结、提升，完成经典化的升华。但是，如果文化经典化后，反而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大众需求，自我隔离于尘世，那也就失去了文化提升的意义。

警惕雅文化包装下的“真俗”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所谓雅文化从包装上也许可以保持着鲜明的“识别性高雅”，比如某些玩味于“乾隆风流故事”的高雅剧，无论其故事设置的精致，还是布景美工的静雅，抑或演员群体的精神投入与把握精准，都呈现了类似的历史演义中难得的超越性景致。但如果我们再细作深究，却又能从中识别出还隐藏不够深的“真俗”，那种更高妙地迎合所谓大众口味的媚俗。这样的电视剧的问题，其实是作品基本放弃了对历史走势的把握定位。因为谁都知道，所谓乾隆盛世，可以相比照的对应物，不正是欧洲在完成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吗？如果让人们沉醉于过多的后宫争斗的场景中，而缺失了应有的历史性思考，这不正是对文化的最大不负责任吗？我们不是要求所有观众都必须看一本正经的历史“正剧”，但至少要在那些影响力较大的“大剧”中，应该包含有更好的、更准确的、更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讯息吧。如果颇具影响力的文艺作品，都是以貌似“雅”的形式，这实际是在媚俗，而让人一步步地丧失基本的文化和历史判断力，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阵地丢失”呢！

这样再谈雅与俗的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讨论如何以“雅”去影响“俗”，并改造“俗”的问题，就不可以简单地就事论事了。我们说雅，也许可以借用一般人们理解的雅，那就不外乎中国的文人画、茶道、香道、昆曲等，或者是外国的交响乐、歌剧、美术馆等。以普遍感受讨论，大约也是距离遥远，或者负担不起昂贵的消费，或者完全就是陌生，没兴趣，没感觉。

前面我们谈到了雅俗层级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会长久存在下去，但不意味着雅与俗就必然永远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以“雅”脱“俗”的过程，越是自然而然地完成，效果就越好。越是非要把“雅”搞的很“雅”，效果离预期可能就越远。雅俗分野，既是社会文化的真实生态现象，也是应该充满活力的生命交互状态。这样的文化状态，就更加健康，也会有更好的社会效应。

（孟云飞转自《人民论坛》201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