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贵县(升级为贵港)原是南疆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县城。和全国各地一样，当时也有知青下乡运动。虽然一切已渐行渐远，但对一些知青问题的记忆和探索还没有结束。

通常“高三”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但在贵港市近年来的知青活动中，“老三届”一词频繁出现，指的是1964年、1965年、1966年上山下乡务农的知青(称“好青年”)。这个提法有道理吗？

上山下乡的1964年12月18日，贵县有116名首批知青插队到府城公社东北大队(60人)和石卡公社芦村大队(56人)。

1964年，他将林青文清。

1965年9月24日，第二批. 204个“好青年下乡”其中有42个东北大队，62个鲁村大队，还有包括笔者在内的100人，插队到石卡公社西山大队(单批人数最多！)。

1965年，芦村、西山种植(左起):赖芝芳、冯桂兰、黄。

来自1966年7月28日，第三批的101名青年去了两个社区：52名在唐沁，49名在巴塘。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要组建一个新的生产团队，简称“团队建设”。

上述“第三任期”是否仅针对资历？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作者从目击者的角度粗略地讨论了一两件事。

什么是“知青”'s的解释是“与时俱进”。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可以在城市中深造和就业者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青下乡的概念。

1964年初，《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这是第一个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随后，中央成立了“知青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公室”，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让知青下乡，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铺开。

因为是“草案”，所以笔者推测此时下乡属于实验阶段。“老三届”是你们县知青下乡初期试验阶段的产物。

在贵县1964、1965两届,农村知青以小组的形式分成生产队。第一次插队一年内，政府(安置办)给予适当的经济粮油补贴，并拨款给生产队建设绿色住房。这些管理实践为1968年以后知识青年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经验。

1966年7月第三批's的“队建”意味着农村知青将创建一个新的生产队。这些人到达巴塘和唐沁后，组成了一个小组，并选出了一个组长。但很快(大约9月)，当年的初中毕业生被通知回校参加文革，离队回城。其余建队的知青都分到了生产队。团队建设实验流产。或许是作为一个教训，1968年以后，大部分知青都是以插队的形式下乡的。

在除有试验意图外,第三代领导集体与1968年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在人员结构上有所不同。笔者对1965年到西山十队的同组知青(即组长甘、梁家泉、我，副组长黄、饶忠云、蒋林、尹、冯、邓、等)进行了粗略的分析，也初步整理出了一些线索。

1965年，西山茶青(左起)娥、饶忠云、钟洁芬、黄与大队副队女青年合影。

性别、年龄:这个群体的男女数量是3: 7，整个西山的男女比例大约是4:6，女性多于男性。在这个g中

“家庭成份”:这是“老三年”里的普遍现象。笔者初中毕业后，系统学习了五年中医，群里的朋友大多是初中到初中。其他团队也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有的几乎是文盲。那些文化程度低、智力不足、难以自强的人，将来会被招进来就业，空间格局有限，下岗的也不在少数。

1964年，冯被插队。

文化程度:对于第三代知青来说，是比较深刻的。从回城、破旧立新，到红卫兵串联甚至派系斗争，“黑白颠倒”的狂热冲击，瞬间扭转了一些知青的命运。之后上山下乡的知青，虽然也在“文革”时期，但并没有再现这种狂热。

在经受“文革”洗礼有必要接受贫农和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出后，下乡成为一场更广泛和更持久的运动，并于1977年基本结束。与“老三届”相比，随着应届毕业生下乡常态化，比例增加，插队知青的年龄和学历差距逐渐拉平。

如果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数据保存完好，统计上述基础数据并不难。但无论何时何地，数字都是冰冷的，最后都要被人解读和理解才能得到温度！比如当年的“老三届”，1970年前后出现了女农民工嫁到国外的潮(主要在广东农村)，这种现象在以后非常少见。原因是什么？或者可以从上面的梳理中找到答案。

1966年贵港“建队”知青纪念活动摄于2016.7.28

诚然，相对于国内大中城市来说，贵县毕竟属小县城，知青下乡仅在县内乡村流转，无远赴荒原戈壁、热带雨林等大手笔。本文也仅从笔者认识的“老三届”小层面，进行梳理。若通过更大样本的研究分析，或会得出更切实际的结论。

近些年来，还倡导知青回访，重聚乡情，为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献策出力。正如一位“老三届”知青下乡50周年时所言：“风雨人生五十秋，初心未改学黄牛，荣枯笑对心无愧，欲把余辉献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