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也称为“散文八大家”。

为了方便记忆，民间流传着许多顺口溜：“一个韩，一个刘，一个欧阳，三个苏，带一个王”；“汉刘鸥苏三，王安石”；“唐代有，宋代有欧阳、王庸”；“刘汉加欧阳，加曾王”等等。还有一种联想记忆法：“一个叫苏三的人在一棵柳树下拱一块石头，汗如雨下，然后休息。”

简单来说，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相继掀起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歌发展的旧面貌焕然一新；欧阳修和苏三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曾巩和王安石是临川文学的代表。

明初选韩、刘等人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八派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在唐顺之编纂的《文编》中，只有8部是唐宋时期的作品。

明末，毛坤继承二人学说，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广为流传，“唐宋八大家”之名脍炙人口。此后文人墨客写文章，研究这八个人，影响越来越大。

再来看“唐二家”，韩愈和柳宗元。“世间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一句千古名言，出自韩愈的《马说》；“池塘里有几百条鱼，它们在空中游来游去都是无助的”，这是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说的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简约而不失文采，流畅而自然”的文章风格。

在此之前，文坛以骈文为主，很多经典作品都强调对仗排比，用词华丽，形式工整，甚至是政府文件。长此以往，出现了很多重形式轻内容的作品，一言不发，无病呻吟。

为此，韩、刘从改变文章形式入手，提出“文以载道”、“文以取”，借鉴先秦两汉古文，摒弃骈文形式，注重语言的平实表达和文章内容的沉淀，从根本上扭转了文风。

再来说说“宋六家”，苏三和欧。这六人都是宋代诗歌革新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时流行“昆西体”等浮体，使文章淡、艳、空。

因此，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重要内容，欧阳修继承了“文道合一”和“明道为文风”，苏洵、苏辙“纵横论史”，苏轼提出诗文要“有所为有所为”，曾巩弘扬了正义与和平的精神。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这8个人都有政绩。比如苏轼从北京到杭州，再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所到之处都造福于民。再比如，王安石主持变法，致力于振兴国家的腐朽局面；又如韩愈在朝为官时，直言不讳，写下“欲为圣人消灾，愿衰惜老”的忠告.

他们用文章宣示理想，用实际行动证明初心。可以说，古代文人的养气、平天下的理想都已经实现了。无论从他们不朽的文章，还是从文风的变化，还是从他们对家国的贡献来看，八大家都成为了学者们当之无愧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