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作为大宋文化的终结者，给后人留下了最鲜明的品格，那就是忠诚，这是文天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是对“善大于忠”的最完美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有太多的忠义印记，但文天祥是最突出的一个，因为他作为一个文人，表现出了宋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坚忍不拔和大无畏的精神追求。我觉得这种人格魅力永远不会过时，反而会随着时间而更新。

我知道文天祥这位有着高尚文化人格的学者，中学时背诵过他的作品《过零丁洋》，尤其是他的名句“自古命无死，故修心照史。”

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永远也忘不了。甚至有时候评价一些舍身取义的历史人物时，我也喜欢用这句话来表达对他的最高敬意。

在余老师的作品《中国文化课》中，用英雄主义的表述来评价文人更是恰如其分。的确，文天祥这位文化大师有着英雄主义的良好品格，他用英雄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赤子之心。

在读余先生写的《中国文化课》这本书时，我看到了余先生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成为习惯的生活方式。

它的最终结果是集体人格。“我只是人云亦云，真的很有道理。毕竟，深受儒家文化滋养的文天祥，早已将他“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英雄精神追求深深印在了灵魂深处。

所以面对敌人的追击，文天祥英勇牺牲，其实是在成全这个集体人格，同时也是在警示后人。

无论多么艰难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都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守护，每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炎黄子孙都有保护我们文化根的义务和使命。

在乱世，尤其是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肩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却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可以说是最令人敬佩的。因为文天祥不像宋代的陆游、辛弃疾，他有战斗的激情。他只是一个学者。

而文天祥却用最弱小的文人爆发出堪比钢铁的坚强意志，以及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文化基因，让他在面对来自元朝的橄榄枝时，能够坚定地说“不”。

正如我在中学背诵的课文《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权贵不能屈”。

而文天祥也达到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君子标准，那就是：“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以权力的高低来评判，而应该能够在内心深处稳定自己的道德，面对富贵、贫穷、权势等不同的人生机遇，能够坚持对仁的追求。”

我是通过查阅资料才发现我之前对文天祥这位伟大的文化人物的认识是多么的粗糙，想想都有点惭愧。以前我用“自古谁无死于人生”这句不朽的诗句来评价其他历史人物，真的很丢人

因为文天祥是一个文化人格非常健全的学者，他是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文天祥还是一个宰相。他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宋朝的尊严，捍卫宋朝文化主流价值的尊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

因此，文天祥以“舍身取义”的方式展现了大宋文化的“人格力量”。

文天祥在狱中的时候，大元的统治者对他非常推崇和器重，想尽各种办法劝文天祥做大元宰相，但是文天祥果断拒绝了，因为文天祥拒绝的不仅仅是儒家治国的精神追求，还有权力的诱惑，甚至拒绝了敌人对大宋文化的否决。

而且面对强大统治者的各种威胁和利诱，文天祥依然清醒地拒绝，导致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试图劫狱，解救英雄人物文天祥。

这种民间力量不可小觑，所以面对文天祥的拒绝，忽必烈很矛盾。忽必烈亲自招募文天祥被拒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的英雄，不为我所用，杀了他太可惜了！”可见文天祥的人格魅力令人钦佩。

透过文天祥的遗书，我们不难发现，文天祥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践行儒家的最高精神追求。他的死不是懦弱文人的懦弱逃避，而是一种强势的文化行为，就像清末英勇就义的谭嗣同，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人格。

通过阅读余老师的作品《中国文化课》，我认为文天祥的死亡文化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即舍身为义，舍身为仁。

这种悲壮的英雄主义，是一个文化人的价值观念，他的精神追求，让他名垂青史。宋朝虽然贫弱，却孕育了所有的硬汉。他们用文化为宋朝构筑了坚实的防线，加固了层层基石，让宋朝文化在另一个高度上巍然屹立于中国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