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作者最喜欢的历史著作。

每一次阅读都会带给我全新的体验和感悟。我更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经常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但是提起班固写的《汉书》就觉得很奇怪。目前市面上找不到完整的白话版，大部分都是摘录和精华版，让人很难看到全貌。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书》的读者远远少于《史记》。或许比起《汉书》的严谨，《史记》的内容更大众化，它的文章处处体现着司马迁的个人气质。

今天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史记》和《汉书》的区别。

一、体例不同。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记通史。它的体裁不同于前代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也不同于区分国家的民族史书，如《国语》。

它的重点不是叙述演讲或事件，而是人，这反映了“传记”的历史。通过刻画人物，强调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此后，这种体例被东汉班固《汉书》至《清史稿》所采用，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

《史记》细分为年谱、表、书、家、传五个部分。全书一百三十卷，列传十二部，表十张，书八部，家三十家，人物传记七十部。其中编年史、家族、传记以历史上的帝王、英雄为中心，占全书比重最大。

《本纪》以朝代更替为主轴，按时间顺序记录历代帝王的言行和功绩。其中先秦五篇记载了夏、殷、周、秦五帝，秦汉七篇记载了秦始皇、项羽、高祖刘邦、吕雉、刘恒、刘启、刘彻。“世家”描述的是世袭诸侯和封国重要人物的事迹。

《列传》是帝王将相之外的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非常难得的是还包括少数民族的传记；“表”以表格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历史事件。

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书》记述了礼乐、天文法律、社会经济、河流地理等。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

《平淮书》包括传记12篇，表8张，录10篇，传记70篇，共100篇。后人将其分为120卷，共80万字。《汉书》一方面沿袭了《汉书》的传记风格，但细节有所不同。首先，《史记》不是一般的《汉书》的历史体例，而是专门研究西汉历史的断代史。

全书230年历史，从汉高祖刘邦，到西汉末年的王莽。其次，具体类别名称有差异。《史记》将《汉书》的“纪”改为“纪”，“传”改为“传”，“书”改为“志”，取消“世家”，将汉代的英雄人物编入“传”。

一些类别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史记》的大部分“书”只讲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事件，《史记》却把这个范畴变成了一类事件的“记录”，时间跨度更长，《汉书》的“记录”可以看作是某一方面的特殊历史。

《汉书》和《史记》风格不同。《汉书》开创了传记通史的体例，《史记》却开创了传记断代史第一案。此后，中国历代正史都采用断代史。所以司马迁的《汉书》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史书公式，班固的《史记》却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范式，为后世所有人所编。

二、思想倾向不同。

《汉书》和《史记》都是记录历史的，其中记录的历史事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作者经历的不同，思想倾向也有很大的差异。

司马迁和班固写史书，都是他们的父辈写的。但他们的父辈记录历史的出发点不同，司马迁和班固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不同，所以他们的思想倾向明显不同。

《汉书》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一方面，司马迁具有儒家思想倾向，以“三仙”为个人人生目标。《史记》是他“立言成仙”的具体实践。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他勤奋博学，以修史为己任。但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把它作为自己的遗产交给了儿子司马迁。

移步龙门，培植河山之阳。十岁，你背古文。二十岁南游至江淮，至会稽，探于穴，得窥九疑，浮于元与项。北涉文、思，谈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拍下乡；厄巴纳、薛、郭亮、楚返。—— 《史记》

司马迁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十岁开始读文言文，还师从当时的儒家大师孔安国、董仲舒。20岁以后，司马迁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同时追根溯源，听到了许多历史事件目击者的描述，得到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继承父业太史令后，他广泛阅读当时的书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最初的动机是尽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记录当代的盛况。

今汉室盛世，国内大一统，明主与圣人，忠臣与义人，赐与太师，不计载，废天下篇。我非常害怕它，我想它！——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最初的动机也是如此，但在写书的过程中，却因为替李陵辩护而受了委屈，经历了牢狱之灾。为了完成《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忍着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坚持下来，个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他在对历史的感受中加入了浓重的愤懑色彩，使许多传记充满了正气激荡之气，被后人称为“无韵之诗”。他对人类和谐史的深入透彻的观察也是有影响的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报任安书》

他把致力于歌颂王朝正统，转变为强烈的批判精神进而关照历史本身，如将正史所否定的刺客载入列传，将霸王项羽、吕雉列入本纪，都是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对他们的人生观和英雄行为也予以肯定和赞颂。

另外一方面司马迁还有强烈的道家倾向，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道家方面的倾向，司马迁因此受到了影响。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中不少篇目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例如《李斯列传》中李斯最后的感叹，就体现出司马迁受到了道家人生观的影响，那不是李斯的感悟，而是司马迁的感悟。

《汉书》则有强烈的正统思想。

《史记》之后不少人为其续作，但班固之父班彪认为这些续篇水平多粗鄙不堪，因而自己为《史记》做后传六十五篇。他赞扬司马迁的才华的同时，又对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列传，他是汉代系统评价司马迁的第一人。

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子承父业，他编撰《汉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他篡改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些观点，令《汉书》更加符合封建正统思想。

另一方面，《汉书》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和《史记》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异端思想不同，它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和宣扬汉朝的正统观念，同时还宣扬天人感应。

二者在同一历史事件，同一类人上很多的看法截然不同，如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里对游侠进行了歌颂：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史记·游侠列传》

而在班固的《汉书》中，则认为游侠是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国家动乱的根源。

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于强世者，扼腕而游侠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汉书·游侠列传》

看待同一件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结论，那是因为作者的角度不同，因此他们的立场各异。司马迁历经磨难，他本身已经摆脱了自己的儒者之位，他不再是忠君的儒者，而是那个冷眼旁观的史家。班固则是一副敦厚的儒者之风，充当了封建统治卫道者的角色。

三、美学色彩不同。

美学色彩上，司马迁出于个人悲剧命运的原因，在《史记》的记述中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他歌颂了英雄的悲剧命运，如项羽落败时，霸王别姬的悲怆和伤感；写荆轲之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史记·刺客列传》中这一段描写成为了千古绝唱，众多英雄为了荆轲刺秦这件事而相继赴死的情节，更是让人感叹。可以说司马迁因自己命运的悲凉，以他独特的情感角度，使他塑造的人物富有强烈的感情。

表达了司马迁的爱憎分明的真性情，使《史记》成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强烈的个人色彩还表现为《史记》之记述方式与以往史书记述的方式不同，作为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方式显示出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意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多对题材进行剪裁，不仅将历史事件描写的跌宕起伏，还通过许多戏剧性场面的描写，给情节赋予了诸多变化，并通过场景和内心描写来渲染气氛或烘托人物，在史实叙述的同时，刻画出具有强烈生命力的艺术形象。

其文章表现出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说《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样也是一部文学巨著。

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正统色彩强烈，没有那种悲剧色彩和跌宕起伏之气。且在行文上也同样如此，《汉书》的记述中多用古语，行文简练整齐，严谨有序，在材料取舍上班固也下足了功夫。

他善于裁剪，注重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史学性更强，而且感情色彩不如《史记》表现的那样直白，文字之间的细微变化中蕴含褒贬，措辞非常注意分寸，表现出了班固敦厚的儒家特色。

因此综合来看，《史记》和《汉书》的写作目的有所不同，因而影响到其风格有所不同。

从文学角度看，《史记》的个性色彩更强，表现作者强烈的情感和对历史的个人观点，而《汉书》更强调史实的严谨，其史学成就功不可没。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