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权社会、君权社会和民权社会。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神权国家、君权国家和民权国家。

但是，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依次发展的。

一般认为，神权一结束，就有君权；君主制结束后，将会有民权。事实上，并非如此。有时候，既有神权，也有君权，甚至两者都有。

但是，必然会有主导地位。

这种主导的权力类型也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模式。

在欧洲，这三个阶段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几乎是依次清晰发展的。

古罗马之后的中世纪，一般可以认为是神权社会；文艺复兴前后，一般可以认为是君主社会；启蒙运动前后，一般可以认为是民权社会。

但是，这只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中国的历史是另一种发展路径。

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神权社会阶段。甚至，我们很难说夏商初期是神权政治。

如果夏商朝不是，那之前呢？没有文字和文明的时候，只能是神权社会，对吧？

不一定。

关键是这个神权是怎么来的。

只有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神权才有物质载体。

但是，在没有文字和文明的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是不可能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的。

因此，神权也缺乏物质载体。

所以，你只能说那是一个原始的村落，原始的部落社会，而不是神权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虽然也有各种神灵崇拜，但不能说是神权社会。因为力量的源泉不是上帝；社会和国家的组织不是神权的。

当时只是一个城邦社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Amanisbynatureapoliticalanimal”。然而，逐字翻译应该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因为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脱离城邦的人，不是神，就是兽。

古希腊是一个城邦社会。

这个城邦社会不能算是神权社会。

既然不能定义为神权社会，那么当时是否可以说是君主社会或者民权社会？

你必须找到一个。

神权、君主制、民权只是概念。当概念不足以解释现实世界时，不是现实世界有问题，而是概念有问题。

概念就像拐杖。用得好，就能用得上。如果你没有很好地使用它们，你可以改变它们。

所以神权、君权、民权这些概念本来就有问题。这套概念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只是提供了一个认知框架。

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是“希腊文明”，即源于希伯来语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中世纪社会，即神权社会；然后，有了古希腊文明重新浮出水面的文艺复兴，也就是君主社会；之后是启蒙运动，民权社会，古希腊文明在其中强势发展。

所以神权、君权、民权只是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

路径依赖后的发展形成历史必然性；而某种路径的形成又充满了偶然性，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中国的路径依赖或者说中国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按照神权、君权、民权的认知框架发展的。

所以自然没有必要形成所谓的神权社会阶段，也很难形成神权国家。

那么，中国的路径依赖和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

夏商周可以认为是民族社会形态。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家庭有若干个小家庭，一起生产，一起生活，一起牺牲，一起战斗。

于是，宗法制度就演变了。

夏商周末年，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此时，无论是家庭还是族群都不足以动员社会、组织国家，更不用说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外部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这场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持续了450多年。而且，越晚，竞争越激烈。

公元前260年，长平、秦、赵之战，仅被俘军民就有45万人，“前后斩首45万人”，战争规模超过百万。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

这种程度的竞争，足以打破一切必然的路径，逼出新的历史转折点。

因为交战国必须疯狂提升征兵、税收、后勤、行政、战争作战能力。

最后，这种能力提升到了什么程度？

14世纪，佛罗伦萨共和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只是清点人数和写下名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没有完蛋。因为乔瓦尼800多，皮耶罗1200多，收集的数据都没用。

公元前4世纪，中国秦战国实行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口普查。但不仅要统计人数，还要对男女老幼、体弱者、官吏、官员、游客、商人进行分类，甚至还要统计牛、马等大型牲畜的数量。这个难度指数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口普查。但是，秦国战国干脆做到了。

于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显得早熟了，抛开一切可能的路径，直接开启了君主国家，甚至建立了现代国家。

标志性事件是秦朝的建立。

大秦帝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僚国家。这种集权实际上是一种君主集权。因此，权力可以被视为一个君主社会。

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君主社会或君主国家。因为秦朝的君主国家是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之上的。

所以，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来执政。而秦朝完全具备这个特征。

然后，百代皆行秦政制。

族群社会形态以及宗法制的国家，发展到编户齐民的小家庭社会形态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和必然性。

而无论是宗法制的国家还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都拥有了比神权更有力量的组织方式，所以完全不需要再用神权方式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

那么，仅是因为春秋战国的战争竞争状态，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早熟的路径依赖吗？

民情大于法制、法制大于地理环境。所以，继续往前追溯，一定要追溯到民情、追溯到思想史层面。而中国古人关于鬼神的态度，则又是一种偶然开悟造就了必然路径。

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然后周王自称周天子。

天在上、人在下，中国也有了神权的萌芽和可能。但是，没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这种神权也仅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那么，“天下服矣”之后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就是圣人君主的态度。圣人君主，也就是统治者，那他们到底相不相信鬼神呢？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祭祀祖先时，就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就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关键是这个“如”字，也就是“好像”，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这些个统治者自己，压根不相信有什么鬼神，鬼神只是使“天下服矣”的工具。

于是，圣人、君子以及统治者们，或者说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统统都应该是无神论者。

为什么说“应该”？

因为“神道设教”往往也会把一些统治者给绕进去，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也相信了。所以，汉宣帝才会批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虽然夏道尊命、殷人尊神，但后面总要跟上一个“事鬼敬神而远之”。即便儒家圣人孔子，也会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是一种元认知的偶然性。

古希伯来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采取了捆绑立约的方式。

摩西十诫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立约文书，规定了以色列人的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权利就是上帝保佑他们打仗能打胜仗。后来却事与愿违了。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无论以后怎么发展，西方人一定纠结于神权、君权与民权的问题。

中国古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要么是一种敬而远之、要么是一种神道设教、要么是一种存而不论。

春秋时期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中国人爱讲人道，不爱讲神道。同时期的叔孙穆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修。“三不朽”论，竟然与神毫无关系。而孔子则更为直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以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离鬼神远点儿、别想太多，这才是智慧啊。如果非要想呢？那就是杞人忧天。

所以，在最初的思想层面，或者说最初的元认知层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背道而驰。西方人选择捆绑立约，中国人选择敬而远之。所以，西方进入了神权社会，建立了神权国家；而中国始终停留于我爱生生的世俗社会，建立了政治早熟的传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