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有很多，军事的，政治的，地理的，甚至气候的。

也许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气候。几千年来，气候一直在缓慢而逐渐地变化。这导致我们生活在其中而不自知。

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当时长安附近的都城是冯和高。第二个北京隔着丰河，西岸是枫景，东岸是濠景。风水西边有一个灵沼，风水东边有一个池塘。可见，丰、采两京水资源相当丰富。

然而，在周幽王的篝火晚会之后，好景再也不能呆在这个地方了。军事原因是狗侵京师，政治原因是关中无地。

王绩所在的地方是李倩关中。

一般认为，诸侯都是京城之外的诸侯，即封在京城关中之外。给你看一块地，然后你就搞武装殖民，让你成为诸侯或者猪头。诸侯的职责是向周进贡。这种义务简单而轻。因为周只给指了一个方向，送了一套青铜器，最多加了几个被俘虏的商人部落。

对应几内亚外的王子，是几内亚内的王子。几内亚外的诸侯分封，几内亚内的诸侯也分封。然而几内亚的诸侯所封的土地，却是王姬的土地。相当于周天子直接给了这些诸侯一个发达的封地。因此，畿内总督的义务是很重的，也与周对的人身依附关系密切。权利和义务越大，人就越讲道理。

所以，周幽王烽火演的诸侯，不是齐晋都城外的诸侯，而是关中都城内的诸侯。

然而，在周幽王分封时期，关中并无封地。因此，周的政治地位与的经济基础一起被废掉了。最终狗和蛮族会突破昊京。不是西周打不过狗戎，也不是王姬打不过关中的狗戎，而是周田字打不过狗戎。

到了这个时候，只能迁都到周，也就是洛阳。

2300多年前的秦孝公时期，占据关中的秦国定都咸阳。咸阳市横跨渭河。古都必依水而居。没有丰富的水资源，就不可能养活庞大的城市人口。

那么，秦人为什么不在冯、高的基础上建都呢？

除了冯、高灭亡的现实原因和周人祠堂的政治原因外，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水资源。因为咸阳的海拔比冯豪遗址低。水往低处流。因此，咸阳的水资源更加丰富。

同理，西汉的都城长安位于今天陕西省Xi市的西北方。它的海拔比咸阳低，水资源更丰富。汉都长安，北临渭河，西临涑水。可见资本一直在跟着水源走。

汉武帝时期，汉都长安也遇到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人口和城市发展是一个原因，但气候更重要。因为春秋时期气温达到高峰后，我国历史平均气温一直在下降。

于是，公元前119年，汉朝在长安西南挖昆明池，方圆在四十里外从里面打水。昆明池主要用于为长安城提供蓄水供水，训练水军。这时候汉武帝准备折腾南方了。

东汉都城洛阳，一般认为主要是政治历史原因。

但气候原因可能更大。自东汉以来，中国的平均值逐渐跌至小冰期的低点。随着气温下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越来越不足。

隋唐时期气温上升，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得到改善。所以关中也有再次辉煌的可能。

来自三国、北方和沙无然

在宋代，中国的气温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人定胜天。大川战争的破坏已经压制了气温上升带来的加成。因此，关中水资源仍然不足。

自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平均气温持续下降。明朝末年，中国迎来了小冰期的又一次历史低谷，甚至低于东汉。所以从宋朝到明朝，关中长安已经不具备作为首都的气候条件。温度和水资源不足，传统时代很难支撑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群。

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可能正在改变。

据预测，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关中地区很可能达到西周时期的温度，而不仅仅是隋唐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都长安和今天的Xi安很难崛起。

这就是气候因素的解释。简单来说：

自宋代气温达到峰值后，中国气温一直在下降，直至明末。所以在北纬34左右的长安，不仅年平均气温越来越低，年平均降水量也越来越少。随着河流水位下降，大量湖泊干涸，长安将不具备成为首都的自然气候条件。

历史是一首交响乐，其中许多频率的声波一起振荡。这些不同频率的声波是不同权重的变量。

他们一起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当我们采用单一变量时，历史的“波函数”就崩塌了。单一变量成为充分条件，决定了历史趋势。

然而这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应该把思维变得复杂一点：多角度看待历史，多变量分析历史。

所以，气候只是一个因素，一个变量。

除了气候，地理和政治也是必须考虑的一对变量。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如果放大尺度，时间和人的和谐只是阶段性的，而地理位置是长期的。因为山川的形状可以几千年几十万年不变。

所以地理位置，或者说地理的权重，是三者中最大的。

关中西周灭商朝。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关中铁律。

因此，古代王朝之所以定都长安，除了政治上的考虑，比如西周发源于陕甘一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军事考虑。

关中吊打四方，你不在关中定都，那就只能等着被关中搞死。

秦汉定都关中，于是成就了秦汉帝国。而非要逆地利而行的楚霸王项羽，只能沐猴而冠然后乌江自刎了。楚霸王没有参透天下密码的智慧，或者说停留于衣锦还乡的小格局。

所以，但凡关中能够承载一个超大规模的首都城市群，其大概率就会成为首都。所以，气温上升之后，隋唐仍旧定都长安。

但是，政治也是重要变量。政治甚至可以塑造地理。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政治地理的因素。

政治地理，其最大的改变就是让天下变大了。

商朝的天下局限于河南中心，周朝的天下则扩展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算是扩展至北方中心。秦汉的天下则要扩展到长江领域，甚至南跨岭南、西越大漠、东过辽河。

所以，在东汉时期，关中铁律就被政治或政治的地理给打破了。

西汉后期以及东汉时期，天下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河北。华北大平原有着无数的良田、繁盛的人口以及来自北方和东北草原的战马。

所以，河北刘秀逆袭关中，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东汉。

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实际仍旧是河北天下。

袁绍占了河北，然后他就是汉末最强诸侯。但袁绍把一手好牌打废了。河北成了曹操的根据地。有了河北财富，曹操以及后来的曹魏和司马晋，就能称雄一个时代。

除了统一北方的拓跋鲜卑，十六国时期的两个超级强国，分别是前秦和前燕。前秦昙花一现，而慕容鲜卑却持续辉煌。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和北燕四个政权。如果加上西燕，那就是五个。

慕容鲜卑为什么这么强？

除了慕容鲜卑英雄辈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从东北杀入中原，他们率先占据了河北。

古代河北，主要是指黄河以北，包括但不局限与今天的河北省，范围要更大一些，从太行上以东、黄河以北都可以算在内。

到这个时候，定都在哪里才合适？

但凡天下一统，那就必须定都洛阳。

古代选择首都，在军事上的考虑是选择一个战争指挥部。你准备往哪个方向发动战争，就选择在哪里定都。

首都的主要功能是前敌指挥部。

之所以是这个逻辑，是因为古代交通和通讯限制。

皇帝发个电报：给我打；然后将军就打了。但这只能在近代以后。而在古代，这几乎不可能。皇帝只能快马加鞭、八百里加急向前线传递命令。累死多少快马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个时间无法掌控，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前方打完仗，将军准备回去造反了，而皇帝还可能在为将军输送粮草。

比如春秋战国的韩国，韩康子时期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为了进攻郑国，韩武子时期便迁都宜阳，今洛阳市宜阳县附近；为了继续灭郑事业，韩景侯时期再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附近；等灭了郑国，则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以控制新附地区。

这就是古代王朝选择首都的军事逻辑。而这个逻辑也可以扩展到政治上。

为了实现对庞大国土的统治，王朝首都就需要选择在交通更便利、通讯快捷的中心地区。

局限于关中而后以关中制山东，这是关中形胜。但西周时期，这个山东也就局限于今天的河南与山西。以关中形胜携四川财富的秦汉帝国，也就勉强打得过山东六国，却未必制得住山东之地。

当帝国的北方疆域拓展到整个河北，那关中长安明显太偏了。于是，洛阳登上前台。洛阳西依关中、东制河北、南控江淮，一副枢纽天下的态势。

因此，变大了的天下，使得帝国王朝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接收四方财富且能够向四方输出影响的中心区域。

那么，隋唐呢？

除了长安在气候上允许作为首都，以及西魏、北周至隋唐的一脉相承，还是因为天下变大了。因为隋唐不仅要控制北方草原，还要控制遥远西域，当然也包括北方中原和南方江淮。

所以，这么看，长安勉强可以算作天下中心。但作为首都，长安也只是勉强为之。

气候的因素很重要，地理的因素很重要，政治的因素也很重要。所以，长安作为首都，举步维艰。因为在气候、地理和政治三个变量上，长安仅是具备条件，却说不上具备优势。

而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长安距离王朝的基本盘，即中原地区，太远了。

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以及财税中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长安自然更加难堪重负。

特别是隋唐大运河，说被藩镇切断就被切断。而但凡大运河被切断，长安为中心的大唐帝国就会被推到生死边缘。

所以，晚唐、五代到宋朝，大家一定要盯死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地区，即汴梁或汴州（主要是汴州和宋州的汴宋地区）。即便是定都洛阳的后唐，也要盯住汴梁。

如果盯不住，那会怎样？

公元926年，贝州哗变导致河北兵变。于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从首都洛阳启程，御驾亲征。李嗣源及河北“叛军”，则从河北南下，应战李存勖。

李存勖对阵李嗣源，实际是一场以汴梁（或汴州）为目的地的跑步比赛。结果李嗣源捷足先登了，李嗣源和叛军率先占领汴梁。到这个时候，后唐庄宗李存勖只能呜呼哀哉了，仗都没打，就被自己人弄死了。

所以，北宋定都汴梁，而不会是长安。

北宋富而不强，北宋不是个帝国。因为北宋没能向草原输出秩序。

北宋为什么无法成就帝国伟业？

幽云十六州是个大必要条件。你连中原和草原的边缘地带都控制不住，自然无望向草原输出秩序。定难五州是个小必要条件，占领不了朔方故地，北宋也就无缘开疆大西北。

这是北宋的尴尬，也是汴梁的尴尬。

从汴梁出发，可以宰制中原，黄河以北可以统治，长江以南也能统治，但草原和西域只能无望了。

所以，我们发现文明的因素日益重要。

但凡成就帝国伟业，就需要把首都定在横跨草原、中原等两大文明或多个文明的交叉地带。

于是，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首都。

北京向北输出秩序，能够控制草原系；北京向东北输出秩序，则能控制东胡系；北京向南，则可以借助京杭大运河，控制整个中原。

北京的重要性从于谦的北京保卫战就能发现。

皇帝明英宗被抓了俘虏、大明主要精锐丧师土木堡、瓦剌三路大军挺进北京，大明遭遇的危机比汴梁之围更为严峻。

但是，北京南接大运河的中原财富，所以，于谦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组建新的大明禁军。而北凭居庸关长城、东凭密云大山，瓦剌的三路大军立即废了两路。如果不是紫金关被突破，瓦剌的主力大军估计连山西都出不来。

这个军事形胜甚至比关中还强。

气候的因素、地理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文明的因素，以及历史交响曲中各种偶然和必然的变量，促成了北京的首都位置。

而这个时候的长安呢？

长安被忽视了。

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规划了两京制，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大梁（即汴梁），后来又准备在南北两京之间建个中都，即安徽凤阳。朱元璋一气想了三个首都，却都没有想到长安。所以说，自唐以后，长安之辉煌只能属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