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大侠郭颉的直接刽子手是太医宫孙红，而不是汉武帝。就这一事件而言，我们很难判断汉武帝的真实态度。

他是幕后黑手，还是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两种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汉武帝想灭绝游侠。

“自然之后，侠客多，傲而不足者也。”

郭杰被杀后，游侠多过少。但司马迁认为这些游侠素质差，傲慢无礼。

《游侠列传》司马迁列举了一些勉强可以接受的游侠，比如长安的范仲梓，李坏的赵王孙等等。还列举了一些很差的游侠，比如南岛的邱静，主机的赵塔等等。

如果汉武帝一下子把游侠杀了，郭杰之后的这些游侠就不会出现了。所以，这件事我不能草率断言。

先说侠，再说游侠，顺便提一下侠客和大侠，这几个概念其实都是一回事，仅是侠的不同存在状态。

所谓侠义，简而言之，就是体制外的英雄依然保持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之所以留存，是因为这个群体原本就是一个“旧时代”的贵族阶层。具体来源，主要有两类人：

一类是“士”阶层，即皇帝、诸侯、卿大夫、文人、庶人中的“士”。他们虽在平民之上，却在贵族之下。

一类是没落的贵族阶级。“弑君三十六年，亡国五十二年，诸侯出走，不能保家卫国者不计其数。”“出走”如丧家之犬，王公、卿大夫不再是王公、卿大夫，自然也不是贵族，却能成为“侠义”之源。

原来的“夏”，或者说“夏”的父辈、祖辈，都是贵族。

所以“侠”有自己的贵族精神。国家可以破碎，家园可以失去，甚至可以失去财产地位，但贵族精神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之所以游离于体制之外，是因为这些人既不在宗法制度的旧体制中，也不在强力变法的新体制中。

旧体制崩溃，这些人才就会游离于体制之外。学者，失去了他们忠诚的主人；贵族，失去了宗法分封制的地位。因此，他们不能再依赖旧制度。

新系统怎么样？“儒以文违法，侠以武违禁。”旨在加强政治改革的新制度，需要为君主效力的代理官僚，需要为国家的农耕战争编户编人。而儒家和侠义，既不为君效力，也不为国耕田，自然是新制度所不允许的。

“侠”的主人公与“武”有关，所以有一个扶危除暴的标签化形象。“儒”的精英与“文”有关，所以有仁义礼智、温良恭俭让的标签化形象。

但起初，这两个群体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群体。

贵族，首先是军事贵族，其次才是文化贵族，既有文又有武。直到战国后半期，才有了文武的专业分工。在此之前，文武不分，三代精英都是文武双全。

我们普遍认为孔子是温和的老师的典范。其实孔子是文武双全的老师和教练。孔子主要传授六艺，即礼乐射书数，其中射、御是当时优秀的“武学”。现在相当于轻武器射击和油罐车操作，都是用来杀人的，而且杀了很多人。

孔子的学生鲁兹，他的一生堪称英雄传奇。“孔子叫鲁兹你在干什么？鲁兹说，“好一把长剑”。鲁兹完全是一个战士。魏国发生内乱，孔茂的大臣鲁兹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仍然挺身而出，战斗到底。

所以不能以文学和武侠作为区分儒家和侠义的标准。真正的区分标准只能在立场和观点的层面。所以鲁迅说的比较到位：孔子的弟子是儒，墨子的弟子是侠。

孔子和墨子都对现状不满。在山姆

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但难道不是要回到过去吗？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要爱不要打。

墨子推崇大禹，直接干到夏商周。如果复古太过，那就不是复古了，说的是复古，其实是向前看。

既然对现实世界不满，那就努力改变世界吧。在具体转化上，儒墨出现了分歧，即如韩非子所言，“儒以文违法，侠以武违禁。”

儒家用嘴说话。他们写文章批判社会，谈论王道，讽刺现实。而墨家则直接动手，不仅是一群武装的战士，更是采取行动制止战争，改造乱世。

一般认为，运筹帷幄的苏秦和张仪是成功的旅行家。其实孟子也是一个旅行家。从长远来看，孟子这个旅行家更成功。苏秦、张仪只求今世富贵，孟子却名垂千古。

因此，儒家思想是游客中最优秀的。

儒家思想始于孔子，他以圣人之名而死。从孟子开始，他游历他国，孟子死后也是有名的圣人。百家争鸣，唯有儒家造就了两位圣人。

儒家帮都是通过游说各国国王，用嘴改造现实世界的人。“墨子”呢？

从墨子开始，他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春秋的诸侯和战国的君王身上，而是自己动手，实践自己的理念。

诸侯欲战，墨家劝阻；如果劝阻无效，墨家也会动手。又是如何做到的？方法简单，手段也简单，就是以暴制暴，以战止战。墨家弟子带着刀剑周游世界，帮助危机，拯救乱世。

公元前440年，楚国出兵攻打宋国。墨子马上派他的大弟子鸟滑带领三百弟子支援宋国。同时，他昼夜兼程赶到，劝说楚王和鲁班不要与宋作战。

这就是墨家风格：你是欺凌弱国的勇士，我是向你亮剑的弟子。这样的风度，是当今儒家、法家、纵横家，甚至联合国都达不到的。只属于墨家。

既然开始工作，就要有实力去做。因此，墨家弟子不仅“开化其精神”，而且“野蛮”

于是，可以简单认为：儒家以及其他动嘴的，都成了游士。墨家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动嘴而且动手，于是成了游侠。游士和游侠，形成了一组成对儿的概念，即“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

而侠这个概念，从本源产生上说，就是游侠。

游，是指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游侠这个称谓，更能精确地描绘其本源特征和渊源状态，即游离于体制之外。

儒者和游士，或早或晚，都回归了体制，即投靠朝廷。但游侠一直没有回归体制。他们不仅拒绝投靠朝廷，而且身体力行地抗拒朝廷。

为什么这两伙人分道扬镳了？

游士太怂、没骨气，忘记了初心、放弃了理想，所以才向现实低头、才会投靠朝廷。这么看问题，就过于偏激了。实际上，应该是游士改造了朝廷、也改造了世界。

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其制度设计、国家想象都出自游士之手。游士们，或用法家争雄战国，或用道家医治乱世，或用儒家重立秩序。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游士从游说列国君王到辅佐帝国皇帝，最终华丽转身、等级提高。从某种程度说，游士用自己的言说改造了世界。

但是，这个改造了的世界，仍然很暴力、仍然缺少爱，它完全不符合墨子的理想世界。那“墨子之徒”会怎么办？

只能不服从、不顺从、要反对。

既然是立场和观点的不同，那游侠的立场和观点又是什么呢？

虽然脱胎于旧体制的旧贵族，但他们的立场却站位到了平民阶层。所以，游侠见容于平民，却不容于朝堂。而且，越是乱世，游侠就越有用武之地。因为它本就是平民的信仰。但是，立场虽然平民，而观点和手段却是贵族的。游侠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

墨子说“士损己而益所为”，意思是说一个真正的侠义之士，往往做损害自己的事情而成全他所追求的正义事业。墨子说“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意思是做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事情来救济他人的急难。墨子说“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这就是金庸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舍生取义、舍己救人、兴利除害，就是游侠所秉持的道义观点和人生方法论。

然而，从来都是形势比人强。越来越多的游士归于体制，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于君王，越来越多的暴戾恣睢流毒于天下。这时候，游侠还能有什么作为？

墨家的衰落，实际就是游侠的衰落。

游侠，只是游离于体制之外，并非没有组织。墨家就是他们的组织。但是，到了战国尾声，儒家完败、墨家也完败，胜出的只有强君的法家。此时的墨家，还能有什么力量阻止战争、实践兼爱？

乱世不需要爱，它只要竞争。竞争的压力，也必然传导给游侠群体。因为游侠也要吃饭穿衣，甚至还要显当世之名。

于是，侠客出现了。

所谓侠客，就是大贵族所供养的游侠，是游侠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可以不服从、可以不顺从，但只是不服从体制、不顺从朝廷，栖身于贵族之家、做食客，这还是可以的。

始皇帝横扫天下，游侠流于草莽。

但游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因为始皇帝扫荡了整整六大战国的贵族。这些人会往哪去？成了游侠、成了游士。刺杀始皇帝的张良，就是贵族到游侠的典范履历。从韩国贵族就草莽游侠，张良做游侠一直做到陈胜吴广起义。

西汉代秦，天下再归一统。这时候，游侠还会怎么做？

主导权不在游侠手中，而在朝廷手中。你要看大汉朝廷怎么看待游侠、怎么对待游侠。在游侠问题上，大汉帝国相当宽容。汉初天下，恰是游侠茁壮成长的丰美草场。

一个原因是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早年就有做游侠、当侠客的经历，曾携三尺剑、去客信陵君。

一个原因是无为而治，朝廷忙朝廷的、你们忙你们的，这就是大汉帝国的统治算法，心特别大。山东六国，喜欢诸侯王，那就给你们封个诸侯王；关中秦地，习惯郡守县令，那就秦法秦治。

再一个原因是可依托的贵族阶层仍然存在，新封的诸侯王、战国以前的贵族，甚至还有民间豪族，都为游侠提供了栖身之地。在当时，做游侠不仅能吃饱，而且还能赢得粉丝无数。

而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

在和平且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游侠不仅可以做侠客，即贵族食客，而且还能成为新“墨家”，也就是形成组织化力量、社会性影响。

于是，大侠出现了。

所谓大侠，简单说就是具有名望、有力量、有社会影响力的侠或游侠。大侠既无需四处流浪地“游”，又无需委质策死于某个贵族的“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股力量、一个组织。那大侠的力量会有多强？

强可敌国。

七王之乱爆发，周亚夫临危受命，前往河南平叛。当他听说吴楚叛军没有求助大侠剧孟时，便当即断言吴楚成不了大事。

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

关键是这句话，“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周亚夫得大侠剧孟，就如同得到了一个诸侯国。一个诸侯国，这就是西汉大侠的力量。

所以，西汉大侠，那才叫大侠。春秋战国的墨家，最多算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或一个江湖门派。而西汉的大侠，却能匹敌一个诸侯国。

而后世大侠，更是不能与之同年而语：好一点儿的大侠，只能一事一议地除暴安良，算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见义勇为者；而不好的，则成了顶着大侠头衔的土匪流氓，即便有组织，也是黑社会组织。

大侠的影响力这么大，朝廷会安心吗？

肯定不会。

如此强大的一股社会力量，不跟朝廷合作，那就是危险。“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济南大侠太强大，汉景帝亲自出手，派出钦差大臣专赴山东杀大侠。

为什么“使使”，也就是派出钦差大臣？只能说地方不敢管、管不了或不想管。被逼无奈了，皇帝才会派出使者、朝廷才会派出钦差。

但是，然后呢？

大汉帝国的大侠风和“追侠潮”，依旧汹涌澎湃。“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杀了一个名动天下的大侠，就会冒出一堆名动郡县的大侠，然后再茁壮成长为名动天下的大侠。大侠不死，也不会凋零，他们只会春风吹又生，然后星火可燎原。

既然大侠杀不尽，那皇帝和朝廷干脆不杀了，放弃了、不管了。大汉帝国继续无为而治的统治算法，只要你们不造反，那就怎么开心怎么玩。

大侠郭解，是西汉武帝朝的标杆性大侠。

但郭解不是“侠一代”，而是“侠二代”。他老爹就是大侠，但被汉文帝杀了。然而，这一点儿也不影响郭解子承父业、当大侠。

郭解的父亲是“侠一代”，但不够出名，即便被皇帝杀了，也没在史书留名。但郭解的姥姥，却名动大汉好几朝。

郭解的姥姥，就是秦汉之交的奇女子、相面大师许负，被高祖刘邦封为“鸣雌亭侯”。混名媛圈的女人，仅是升天的鸡犬；混权力场的女人，才是真正的豪杰。

所以，郭解的出身，不平凡，更不草莽。像以前那样，靠“砥行立名”当大侠，实在太难。在大汉朝，要取一世侠名，必须要有不平凡的出身。

因此，到了“大侠”的时代，游侠已经变质。

墨子时代的侠，立场是平民、作风是平民，行侠仗义是为了平民（PS：墨子不是平民，是贵族，比孔子还贵）。但是，西汉的大侠呢？必须“得夫子而名益彰”、必须“附骥尾而行益显”。

汉武帝迁徙天下富人到茂陵。大将军卫青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当迁徙。汉武帝当即反驳：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能让大将军开口说话的布衣平民，怎么能说“贫”呢？

权，足以交通“大将军”。这才是西汉大侠的帝国“范”儿。但是，武帝不讲理、卫青不给力，大侠郭解只能离开河南、徙入关中。

但郭解不是河南大侠，而是大汉大侠。关键是大汉帝国遍地有大侠、处处有豪杰。于是，“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迁入关中之后，郭解从河南大侠升级为关中大侠，从江湖之远的大侠晋级为天子脚下的大侠。

这就是嚣张。

放在明朝和清朝，郭解这么炙手可热，一定会引发皇帝“关心”、招致朝廷“关注”。但，放在汉朝，或许就没事。

淮南王刘安组织编辑了《淮南子》。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这是啥意思？大汉帝国坚持黄老无为而治。道家就是大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但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竟不在汉武帝和大汉朝廷手中，而在淮南王手中。但是，那又如何？大汉帝国就是这么个心大帝国，无所谓、请随意，你说我说都一样。

比之淮南王和《淮南子》，大侠郭解以及帝国的“追侠潮”，又算得了什么？

而此时的汉武帝，主要关心两件事：一件是打匈奴、一件是找钱花，打匈奴要花钱、花钱是要打匈奴。至于帝国大侠和大汉的“追侠潮”，那都是民间事务，不值得他这个皇帝分心。

文帝杀郭解之父，景帝杀山东大侠，仅是朝廷的一般个案，或者说是皇帝的一时任性。其中原委，已经难以考证。

这些“杀侠”个案，根本不能证明：皇帝和朝廷已经把大侠当成了当时主要矛盾而非要赶紧杀绝。如果从文帝、景帝就开始追杀游侠，那武帝朝不会大侠遍地、粉侠成风。

甚至，这股“追侠潮”还延续到了东汉。班固《两都赋》写到：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游侠俨然就是超级都市的标配。有大侠，你才能说自己是大城市；没大侠，你最多也就算二线城市。

那大侠郭解是怎么死的？

西汉虽然管理粗放，却一直在照抄秦朝作业。秦朝作业的特点，就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早年读《史记》，一个最大疑惑就是：西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王侯将相违法犯罪？翻看别家史书，特别是唐朝，王侯将相多是政治斗争落败。

而唯独汉朝，或者说唯独西汉，不是这个贵族违法了，就是那个大臣犯罪了。政治斗争不显著，违法犯罪最显著。而其原因就是秦朝的流风余绪。

西汉的社会风气是“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动不动就自杀的，特别多；动不动就结仇的，也特别多。

在大汉帝国，大家从来都是能动手就不哔哔，快意恩仇才是帝国民风。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专设刺客列传，而且还极力地“粉”刺客，甚至把刺客当成时代英雄来讴歌。这种事，你在别的朝代，根本无法想象。

而郭解就是这么死的。

首先郭解与人结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杨季主的儿子做县掾，检举了郭解，所以导致郭解举家迁往茂陵。

但更大的可能是杨家儿子严格执行了朝廷命令，赶上了迁徙郭解的苦差事。“睚眦之仇必报”，大侠郭解一家快意恩仇，直接割了杨县掾的脑袋，后来又杀了杨县掾的老爹杨季主。

其次朝廷违法必究。杀了执行朝廷法令的县掾，这是在挑战皇权。同时，杨季主一家不依不饶，跑到长安喊冤。但郭解一家更狠，直接派出杀手在宫门外杀了告状人。这就有点儿过分了。而汉武帝也不能继续坐视不管。“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

实际上，杨季主及其子被杀，大概率跟郭解没啥关系。这种事不需郭解出手，郭解的家人和粉丝就能够操作。

但杀人杀到宫门外，就真心不给皇帝面子了。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汉武帝抓大侠郭解抓得太费劲。后来，汉武帝抓大侠朱安世也费劲。在西汉，大侠都不好抓。

无论郭解跑到哪里，哪里都有郭解的粉丝。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帮助大侠郭解跑路。

临晋大侠籍少公，虽然不认识郭解，却帮助郭解由临晋出关、逃入山西。事发之后，朝廷追查籍少公。但是，这个家伙竟然自杀了，以己之死断查案线索。

所以，过了好久好久，汉武帝才算抓到郭解。但是，即便抓到了，郭解也没事儿。因为他赶上了朝廷大赦，其杀人罪行全在大赦之前。因此，郭解完全可以不用死，甚至不用坐牢。

但成也粉丝、败也粉丝。郭解死就死在了粉丝手里。

这期间，一个儒生背后说了郭解坏话。随即，就被郭解的粉丝杀掉。这是一起新的案件。而这起案件太考验大汉官吏的司法水准：那个儒生的确因郭解而死，但郭解不仅没杀人而且不知情，也就是说既没杀人动机又没主观故意。

所以，案子一直上报到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案头。官僚制低头走流程，官吏们认为郭解无罪。但是，公孙弘不走流程、只讲政治，认为郭解虽未杀人却可以比附大逆不道：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大侠郭解就这么被杀了。郭解被杀，确因武帝而起。迁徙茂陵是因为汉武帝、天下缉拿也是因为汉武帝。

但是，最终下了“政治高度”判决的，是御史大夫公孙弘，不是汉武帝。所以，从哪个角度都不能说汉武帝非要置郭解于死地，也不能说汉武帝要讲游侠赶尽杀绝。

那么，为什么感觉郭解之后便再无游侠？

这个感觉并没错。自郭解之后，游侠群体集体衰落，随后逐渐消失。但之所以消失，不是被汉武帝赶尽杀绝，而是失去了存在土壤。

首先，贵族精神越来越淡荡然无存。游侠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如果三代以来的贵族社会彻底瓦解，会怎么样？

游侠自然失去了最后赖以生长和生存的土壤。但有贵族精神一直延续啊？可以延续一百年、两百年，但再长呢？不可能再长了。

汉武帝干废诸侯王，就差不多干掉了西汉的新贵族。而到西汉武帝朝，三代以来的贵族也几乎绝迹。

第二，国家与百姓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秦制两千年的运行逻辑就是：皇帝直接向百姓收租子，然后拒绝一切中间商赚差价。

这个中间商有诸侯、有贵族、有豪族，甚至还有商人。而为了防止这些中间商赚差价，就要国家官僚制、百姓同质化。

官僚制，这样才能急急如律令。同质化，这样才能一条政策管到底。皇帝-官僚-百姓，这个结构最秦制。

所以，国家与百姓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近，而粘合剂就是官僚。到这时候，也就难以再有游侠的生存空间了。不服从体制、不顺从朝廷，游侠还可以当侠客。但如果连侠客也当不成呢？

贵族精神没了、生存空间没了，游侠也就只能是渔舟唱晚的回忆。但回忆也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那种舍生取义、舍己救人、兴利除害的游侠精神，既在庙堂之高又在江湖之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凡是一种反抗、一种执拗、一种革命，总会带有几分游侠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