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标记的军队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被标记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悲壮，真正体现了红军的英勇顽强，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西路军的战斗场景

西方军事名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2年。

1932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组建红军东路军，红三军团编为西路军，以敢于立即横刀的彭为总司令。

彭元帅

此时的西路军，已经不是大家口耳相传的西路军了。同年6月中旬，红军东路军和西路军和解后，取消西路军编制，恢复红军第一军番号。

1936年10月，红军1243主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落下帷幕。与此同时，红军队伍也发展壮大了。

会师胜利后，党中央审时度势，认真决策，分析国内外形式，最终决定强渡黄河，进军宁夏，形成了两岸发展、一统西北的良好局面。

渡过黄河，进军宁夏，打通河西走廊，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与当时的革命老大哥苏联建立陆上联系，获得国际战线的支持。

当时蒋介石正被陈、李宗仁、白崇禧发动的“两广事变”困扰，听到长征胜利后夜不能寐。

蒋介石处理完南方事务后，调集大量兵力马不停蹄奔赴陕北，利用陕北地形狭窄的优势，扼住红军的咽喉。

时间不等人。鉴于国民党军队的来势汹汹，中央和军委临时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到了甘肃靖远大路乡，开始秘密造船，准备渡黄河。

1936年10月24日夜，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司令的许下令渡江。红三十军早已做好过黄河的准备，控制了黄河沿岸数百里。

随后，红九军、红五军、红四军的指挥部也渡过黄河，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红四方面军主力1936年西征前后的军事形势

此时国民党派出的部队是国军将领胡宗南，装备精锐。胡宗南是蒋介石倚仗的肱骨左右手。他出身于黄埔军校，军事才能出众。

在飞机大炮的打击和党内一些“分裂主义”的遏制下，宁夏战役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依靠全套美式装备，胡宗南跋涉千里打通了国军强宁之路，控制了黄河，切断了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

此时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隔着波涛汹涌的黄河，而国军则在沿线伺机而动，西北、东北军阀混战。如果这种消耗继续下去，形势对红军相当不利。

1936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河西部队为支队的西路军，同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为主席，许为副主席。

陈西路军军政委员

西路军的队伍实际上是由主力红四方面军、红五方面军、红九军和之前渡过黄河的红三十军组成的，共21800多人。

他肩负着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在河西地区建立根据地，向西推进，打通南北之间的联系

这条巷道状的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形是人迹罕至的戈壁滩，经济落后，文化闭塞。

由于历史原因，这里汉族杂居，民族矛盾风起云涌，流血冲突频发。

再加上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煽动和挑衅，当西路军到达这里时，群众误以为是土匪强盗，往往闭门不出，甚至弃门而走，给红军的群众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恶劣的环境和文化的隔阂是可以克服的，但殊不知，有一只来自戈壁滩的恶狼盯上了西路军。这就是青海宁夏臭名昭著的“马家军”。

的心目中，马步芳和马是黥布兄弟

说起西北的“马家军”，除了凶残、战斗力强之外，还有一层神秘的宗教面纱。

实际上，“马家军”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马鸿逵领导的宁夏马家军，一个是马步芳领导的青海马家军。总的来说，马步芳的《马家军》更加凶狠、残酷、反共，给西路军造成了更多的麻烦。

尽管有种种不利，但所有的标志军战士仍然扛着冰冷的长矛，顶着寒风吹来的狂沙一路向西行进。

11月10日，西路军第九军进入古浪县。古浪县，原名苍松县，位于乌鞘岭北麓，军事位置险要，地形多变，沿途关隘众多。县内有30公里的古浪峡，位于悬崖峭壁之间。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时，西路军军长孙玉清才27岁，军政委陈海松更年轻，23岁，参谋长陈博智26岁。

这么年轻的团队，打仗的时候气势十足，但运筹帷幄的时候更需要沉着冷静。靠这样一个少年英雄独当一面，实属不易。

而且对手是在西北经营多年的野军阀“马家军”，与当时一般的国民党军阀杂牌军不是一回事。

经过干柴洼、梁衡山、古浪三场艰苦的战斗，红九军队牺牲了许多战士。经过艰苦的战斗，于1936年11月15日攻占了古浪城。

事实上，鸟

这时，年轻的将士们却犯了轻敌的致命错误，以为西北王——“马家军”不过尔尔，从而放松了城防工事的准备。

马步芳闻讯大为震惊，急忙调集精锐部队，从东西方向夹击守城红军。蒋介石此时也向“马家军”增派了轰炸机和大炮，对红九军进行全方位立体打击。

此时在古浪城一片火海，飞机的轰鸣声、隆隆的炮声、此起彼伏的喊杀声不绝于耳。红九军经过惨烈的攻城战役已然十分疲惫，加之粮草供应不足，装备落后，牺牲惨重。

而此次战役，由于对于无线电技术的一窍不通，使得“马家军”也被蒋介石派出的火力支持炸伤炸死了很多。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红九军和“马家军”各伤亡军士2000余名，情形十分惨烈。

眼看情势危急，徐向前急令李先念带领红三十军前去增援，才使得红九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结果，从永昌方向突围。

此一役，红九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多名高级将领伤亡，基层军士更是元气大伤。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十分生气，将军长孙玉清撤职，年轻人为自己的轻率鲁莽付出了代价。

古浪失利之后，红五军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西路军之后作战，仅仅依靠红三十军。红五军的兵力，则仅仅相当于一个师。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其实红五军相对于“马家军”，装备有优势但无绝对优势，而弹药、粮草、兵员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无补充增援。

在“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战术灵活的“切尾”战术之下，陷入苦战应无意外。李先念在回忆起此次战役也说过，这次战役的失败有其客观的因素，其实不能全怪军长孙玉清。

行军中的马家军骑兵团

残忍无情的“马家军”进城后提着马刀展开了疯狂的砍杀报复，古浪城霎时间变成了一片血海。

红五军在弃城之后曾经通过无线电给占城的“马家军”发了电报，还冀希望他们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对留在城里的大量红军伤员不要赶尽杀绝。

然而嗜血残忍的“马家军”为向蒋介石邀功，却将城内的红军将士尽数杀害。随后，“马家军”不依不饶，乘势围追堵截在永昌、凉州一线的西路军。

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的我军战士

193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2月12日，为挽救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临潼扣留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西路军和马步芳部在永昌、山丹的缠斗，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的军队，为“西安事变”争取了时间。

在永昌、山丹与“马家军”战斗40余天后，敌军的嚣张气焰有所减弱，西路军乘势攻占了临泽和高台县城，在此休养生息后，预备向西肃州方向挺进。

此时，“西安事变”已然和平解决，蒋介石和中央似乎已经达成共识，西路军的前景已仿佛光明了起来。

而这直接导致西路军在西进和东进两个选择面前徘徊不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错过了行军的最佳时机。

下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蒋介石在抵达南京后公然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同时调重兵围攻西安，东北军此时已分崩离析。

黄河以东的局势变的异常紧张，国军随时都有可能攻击河东的红军主力。且由于“西安事变”在国际上的影响，苏联对中央的支持也变的不明朗，西路军再次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此时，经过与“马家军”的奋力拼杀，西路军已从原来的21800人锐减到1.5万余人，不但战斗力量不足，且粮草、弹药等物资匮乏。同时，杀红了眼的马步芳部则尽遣主力，誓将西路军扼杀在高台、临泽一带。

1937年1月19日，时已隆冬，西北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马家军”纠集一干精锐，外加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向高台县进行猛攻。

此时守城的西路军先锋——红五军经过多次惨烈的战役，兵力已经锐减到2800余人。他们要面对的是两万余人的骑兵混合炮兵的“马家军”。

比起古浪战役，这次红五军的弹药更为奇缺，每支步枪不到13发子弹，每挺机关枪不到100发子弹，手榴弹每人不到1颗。

为应对此种困境，红五军发动城内群众赶制了大量的大刀长矛和守城武器，而此时“马家军”已经突破了我军城外防务，兵临城下，一场血战拉开了帷幕。

为节省子弹，红五军在敌人攻城之时尽量不开枪，用大刀、冰砖、石头来对付登上攻城梯的敌人。战场上一片喊杀之声，却少有炮火声，让人感觉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古战场。

这场战役持续了6天，高台县的城墙上被双方的鲜血染红，喊杀声、惨叫声、枪炮声回荡在整个河西走廊上，让人不寒而栗。

1937年1月18日拂晓，敌人再次发起了强烈的攻势。大炮将县城的城墙轰开了多处缺口，而之前红五军收编的民团突然叛变，打开城门放进了“马家军”的精锐骑兵。

红五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马步芳在找到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尸首后，砍下二人的头颅，悬于城门之上示众——这当然也符合马步芳阴狠残忍的性格。

高台失守，损失在红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西路军几乎损失了红五军整个部队，人数也减少到1.1万余人，由于没有补给，粮食、弹药、冬衣等物资更是有减无增。

此时如果还秉承之前的策略西进，就相当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向西路军发来电报，指示西路军改变原来计划，向东行进。

但此时向东又谈何容易，马步芳察觉西路军要往东进发，已集结大量的兵力进行堵截。此时，西路军已无法与“马家军”的主力正面对抗，只好退守到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整顿。

倪家营子是块弹丸之地，周边无险可依，而敌军部队规模达7万之多，西路军以寡敌众，其情势之凶险，由此而知。

西路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凭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力和敌军展开了40天的殊死搏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装备补给的不足，形势对于西路军越来越不利。

2月20日，马家军再次发起了猛攻。面对敌人凌厉的攻势，西路军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徐向前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了突围向东返回根据地的提议，众将士一致同意。

但此时，马步芳已经将全部主力调到战场，在东南方向布下天罗地网，准备狠下毒手，全歼西路军。西路军此去明显无异于自投罗网，只好再次退回到倪家营子，寻找机会。

此时，“马家军”已铁了心要置西路军于死地，各个关隘均有重兵把守。

3月12日，西路军准备从敌军驻守相对薄弱的祁连山山口突围，然而“马家军”早有准备，双方在祁连山山口——梨园口展开了一场血战。

梨园口是进入祁连山的必经之地。此次，红九军成为了抢占梨园口的先锋部队。

为了掩护西路军总部，将士们用双腿和“马家军”的骑兵抢时间，与敌军抢占梨园口两边的山头。这场血战结束，红九军仅有少数人突围，军政委陈海松则牺牲在祁连山口。

梨园口战役后，西路军撤入祁连山腹地的康隆寺。3月14日，马步芳又紧急调动骑兵与西路军在康隆寺展开激战。

西路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在前几场战役中损失殆尽，被敌方骑兵冲的七零八落。“马家军”采取骑兵冲击然后合围的战术，很多分散的队伍都被敌军吃掉，或者失散不知所踪。

最终，西路军总指挥部仅能控制的只有1000余人，但依然顽强战斗。

3月14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召开了西路军最后一次军政会议。

会上，陈昌浩也黯然泪下，他用哽咽的语调宣布当前的1000人分为三个支队，进入祁连山区开展游击战，找机会回到根据地。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队伍回到陕北，向我军主要领导人回报西路军失败情况。自此，西路军西征宣告失败。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在孤军深入无任何后援的情况下，在大大小小的几十场战役中也消灭了当时在西北不可以一世的“马家军”2万多名精锐部队，让“马家军”元气大伤。

就连狂妄至极的马步芳也在某次与西路军的战役之后感慨，这支部队真是铁军。

西路军左支队1500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冒着严寒冰雪，踏冰履雪，一路西行。他们用惊人的毅力和胆略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祁连山的皑皑冰雪，穿行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最终，在1937年5月1日，李先念和剩余的400余名西路军将士成功抵达了新疆的关口星星峡，并且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接应，安全抵达了新疆，为西路军保留了火种。

李先念

其他的两个支队则没那么幸运，他们遭到了“马家军”的无情阻击，大部分牺牲或者被俘，只有少部分返回了陕北。

被俘的西路军大多数被押解到马步芳的老巢——青海西宁。

马步芳对被俘的西路军将士进行了毫无人性的血腥镇压，其中大多数被惨无人道地秘密砍杀活埋，一些被送往工地、医院、监狱等地在监视下充当苦力。

在解放后，在安葬红军烈士的时候，曾在当地挖掘出大量的红军烈士头骨，这都是“马家军”灭绝人性、反党反中央的铁证。

更为凄惨的要属被俘的红军女战士，在西路军中，有一支1300余人的妇女独立团，她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

她们在马匪的淫威之下九死一生、身陷绝境，但还不忘心中信仰，苦苦寻找着中央和红军。她们的遭遇比一般的西路军男战士要苦难的多。

枪杀、活埋、充奴是普遍的下场，一些年轻稍有姿色的被分给“马家军”作为妻妾和丫鬟，受尽了百般凌辱。

西路军女战士

西路军的失败一直是徐向前将军心里迈不过的坎。1979年，当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立书作传的时候，徐向前曾激动的对传记编写人员说：“我当时不走，跟大家死活都在一起就好了！”

徐向前

应该说，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有些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导致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西路军的失败是关键的，但是严酷的自然气候条件、狭长的地形以及与当地文化的隔阂也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此外，西路军孤军深入、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敌我兵力悬殊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马家军”行如此惨绝人寰之恶，人民军队的正义之剑必将难以饶恕。

1949年8月，我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带领下剑指兰州，国民党自诩固若金汤的兰州宣告解放，此役全歼“马家军”四五万人马，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窜至西宁。

宜将剩勇追穷寇，同年9月6日，解放军乘势攻占西宁城。

自此，马步芳在青海四十年残忍凶狠、荒淫横暴的统治画上了一个句号。随后，马步芳辗转重庆、台湾等地，最后来到中东的沙特。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众叛亲离，孤身一人客死在沙特的台湾公馆，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回顾西路军的历史，是一首壮怀满阔的悲歌。他们走在茫茫戈壁，穿行于祁连雪山，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不可替代。

他们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重创西北残暴的军阀“马家军”，在“西安事变”中牵制西线的国军，鲜血染红了河西大地。

历史不容忘记，处于和平时代的人们，务必要记得这样一支伟大的军队，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