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满汉全席”,作为清代流传下来的宴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宴席。在这种前提下，大众对“满汉全席”的解读大多停留在表面，不仅在影视上，而且认为这只是反映了清朝皇族但“满汉全席”作为一种饮食礼仪，不单单只是涉及吃饭那么简单，实际与当时的政治脱不开联系。的骄奢淫逸

一、“满汉全席”的产生与清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目的相关

年清朝建立后，满族进入中原，从原来的边缘少数民族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改朝换代后不久，随着汉人的大量产生，即使在统治阶级中，满族人也不得不从多方面寻求巩固统治的措施。但国家局势很快稳定，民众和各行各业都需要休养生息。这时，为了实现一个完整的& quot心理统一& quot，对汉人采取强制甚至暴力手段，显然是不明智的，甚至会导致表面顺从，内心仇恨越来越大的结果。因此，找准方向，促进满汉融合，成为统治者的明智选择。

在满汉矛盾还很深的时候，清太祖努尔哈赤就颁布了一道法令：“满汉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计口合粮而食。所有田地，满、汉人等务宜各自耕种。若满洲人期索汉人故违此谕，则汉人可扭而告之执法之官；而汉人亦不准因降此谕任意诬诳满洲人，寔因尔等，同为一帝之民故而。”不仅如此，在官员方面，甚至在编制和娱乐方面，也要尽量平衡。努尔哈赤的一系列措施使两个民族更加和谐地相处，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后来的统治者，在明白文化是一个表达温和、影响深远的领域的前提下，选择文化作为切入点之一，进而深入到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饮食层面。

作为满族，统治者进入原汉族版图后，必然无法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身处一国之巅，他们需要有自己的象征性文化形象，让民众产生认知上的认同感，从而有意识地找到统治阶级与满族文化的联系，赋予满族文化符号如满语、满语& quot高端& quot含义。但要获得民众认同，显然不能只着眼于维护满族文化传统，更要重视汉族文化的传承，以平衡汉族官民心理。在这一整个大局面下，满族统治者最终决定满汉族饮食文化并重，由此衍生出了“满席”与“汉席”，并在之后将二者纳入光禄寺宴制。

二、“满汉全席”的设置与变化是等级与阶层的反映

为了强化特权，达到少数控制多数的目的，满族统治者不仅同时发展了满汉两种饮食文化，而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主辅。如最初的“满席”与“汉席”并未合并在一起，为了显示满族统治阶层的权威，“满席”一直被作为国宴，在地位上高于“汉席”，而且“满席”被分为六个阶级，“汉席”被分为五个阶级，不同官职能享用的宴席等级不同,因此，即使没有明确说明，餐桌上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也是一目了然的。吃饭本来是一件简单的填饱肚子的事情，但是在宴席的特殊设置之后，就变成了统治者使用并继续推行的工具。

在更早的时期，当康熙皇帝去孔庙祈福时，盛宴公爵府作为接收者，用& quot满座& quot和& quot儒家美食& quot，其中& quot儒家美食& quot相当于后来的中餐。与宫内的光禄寺相对应，盛宴公爵府是负责宫外此类宴会的主要机构。但实际上，满族人通过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增强了在汉族人中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再次看到& quot满座& quot和& quot韩席& quot。

每次设宴，都能看到等级意识的体现。比如满族官员去地方任职，地方汉族官员会在原本是主会场的中式宴席上加满菜肴，以迎合满族官员的口味。在 《续历年记》 , & gt；上海郡和扎上把‘满汉米’送给了新总督范，康熙三十三岁.扎上建了四个大厂，十二个灶具供应商都在厂里，装的是满汉大米。"文中的范是一名黄旗旗人，他与上海知府的身份差距恰恰是酒席的驱动因素。另一方面，在宴会上，地位高的一方往往更受尊重和吹捧，这往往不是直接口头表达的。对于含蓄的古人来说，更多的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在这里，借助酒席，有迎合高位的食物，同时也是一种不起眼的吹捧表现。这个时候，酒席既能让他们享受美食，又能感受到档次差带来的优势。

乾隆年间，& quot满汉全席& quot更多的是被统治者所推崇。这种推动不是乾隆口头或行动上表达的直接支持，而是一系列行动产生的推动力。从“康乾盛世”这种叫法就可以得知，乾隆在位期间，国家稳定、发展繁荣,和在此之前，历代统治者一直实行满汉和谐共处的相关政策。因此，盛世的出现也被认可，部分原因是那些措施产生了影响，所以后来出现了& quot满汉全席& quot也是国家饮食状况的反映。当然，这种体现并不局限于& quot满汉全席& quot，但当时也有烧烤宴和千宴。然而，国家的繁荣无一例外地与王室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次宴会都显示出王室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下层人民感到& quot帝国的恩典是强大的& quot并强化了他们的服从心理，从侧面说明了统治阶级达到了利用宴饮来明确阶级界限的目的。

此外，在盛世，乾隆皇帝不仅开始更加重视宫廷膳食，还推动越来越多的汉族美食入宫。

中，还喜欢出宫巡游，连高官显贵到了地方上，地方官都要在饮食上迎合他们的喜好，更不用说是皇帝了，乾隆帝游至之处，宴席准备无不齐全至极，无论是满族美食还是汉族佳肴皆配备完好。上行下效，乾隆这些行为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饮食风气的改变，象征权势、表现阶层化的“满汉全席”的最终完成并得到推行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满席”在原来几乎只有汉菜的地域产生，并在之后与“汉席”一同成为官方宴席，随着政权的不断加固，国家日益强盛，满汉两族交流增多，文化融合渐深，“满席”与“汉席”组合在一起成为了“满汉全席”。但即使不同民族风味的菜肴被端上同一桌，也依然具有“满主汉辅”的特点，比如满族的菜品数量更多，熊掌、人参、羊羔、猴头、鹿筋等食材做出的是宴席中的主菜，典型的还有代表满族口味的“八大菜”：鱼翅、燕窝、鱼肚、火腿白菜、鸭子、整鱼、红烧蹄子、刺参杂烩；“二头菜”：烧小猪、哈耳肥。而代表汉族风味的则为辅菜，相应的有“八大热”：冬笋、虾仁、鱼脆、鱼皮、玉肉、百合、鸭舌掌、乌鱼蛋；“二点心”：大肉包、朝子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的统治机制特点，即既彰显满族官员的地位，也对汉族官员进行心理安抚。统治者将饮食文化渗入到政治中，调整礼仪、席位、菜品数量等，赋予“满汉全席”显现等级、平衡心态的功能，也算是一种智慧。

三、“满汉全席”的演变代表着权力结构的变化

“满汉全席”初期只有皇亲贵胄、特权阶层才可以享用，但随着汉族越来越多能人志士崭露头角，汉人掌权者增多，用权能力逐渐变大，满汉官员力量发生转化。以往用于高堂政治局面且以满族为主的“满汉全席”逐步走向汉族人民占多数的市井之中，参与者和席间仪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可以说，“满汉全席”主要产生于宫廷，但走到民间才真正光大起来，一方面，由于一些名贵原材料获取困难，各地饮食风俗又有所不同，不同的商家会加入风味各异的民间菜品，用以维持原席菜肴数量规模，席上菜品不再像原来般固式，比如水陆商人间的“满汉全席”上出现了原来不曾大量出现的鱼虾类水产品。另一方面，以往的统治者是为了彰显满族地位，拉拢汉族权贵精英而举办“满汉全席”，但民间参与者则不然。各大酒楼商肆承办宴席，商人、地主作为富贵人家，为了彰显家世，相互宴请，是民间“满汉全席”的主要参与人群，在整个过程中，宴席的政治性减弱，享乐性增强，而出席者的多元化必然促使宴席功能变得多样化，比如当时有富贵之家曾用“满汉全席”宴请外国来宾。不过虽说政治性功能已减少，从宴席能看出等级差别已非设置时所主要考虑的方面，但“满汉全席”作为利用工具，用来象征权势富贵的作用并未有多少改变。

结语：

总而言之，“满汉全席”从产生到完成，再到推行与之后的“原味”不再，都与政治文化相联系，体现着相应时期当权者的意志，而不仅仅只是作为权贵的一种消遣。从清朝后期宴席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满汉权贵精英在权力上进行的争夺结果，即汉人最终取得更大优势。

参考文献：

《扬州画舫录》

《续历年记》

《莲花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