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伊始，监管持续发力，私募行业“洗牌”加速。2月6日，潘静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潘静股权投资基金”)因涉嫌私募违规被上海证监局立案调查。中基协信息显示，该私募已于2022年9月8日被协会注销。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2023年初以来，私募清算加速。截至2月6日，已有1568家私募退出，同比大幅增长2108.45%。此外，仅年初以来披露的私募注销数量就已占到2022年注销总数的70%以上。有业内人士认为，年初频繁取消私募，反映了中基会和证监会继续构建私募行业优胜劣汰、有序进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常态化退出机制的监管趋势。

超过1500家私募退出。

2月6日，潘静股权投资基金因涉嫌违规私募被上海证监局调查，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于是上海证监局公告送达至《立案告知书》，要求潘静股权投资基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领取。根据中基协此前公告，因无法持续满足管理人登记要求，该私募已于2022年9月8日被协会注销。

从近期的注销情况来看，从2023年初开始，私募行业也迎来了“大洗牌”。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月6日，已注销私募1568家，2022年同期为71家，同比大幅增长2108.45%。此外，与去年相比，仅今年以来披露的私募注销数量就占2022年注销总数的71%。去年，私人股本注销数量为2217家。仅1月20日一天，中基协就披露了1449家私募的注销信息，其中协会注销1444家，私募自愿注销5家。

在1000多家被注销的私募机构中，成立于2022年3月、运作时间最短的医疗都匀私募基金(北京)成立不到一年，便于其在2023年1月9日主动注销。中基协的资料显示，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注销前没有产品注册。国联信托有限公司作为成立时间最长的私募管理人，也因经营异常于1月20日被协会注销。公告显示，其成立于1986年3月11日，注册资本12.3亿元。

此前，1月13日，中基协在其官方微信官方账号公布了部分私募被注销的原因。如重庆成华股权投资、浙江金利投资等50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存在经营状况异常，且未能在书面通知发出后3个月内提交符合要求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从中基协公布的内容来看，1月份以来，私募机构注销的主要原因也集中在上述两个因素上。截至2月6日，1495家公司被协会注销，71家被主动注销，仅2家私募根据公告被注销。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嘉认为，2022年私募股权行业市场表现不佳，超过2000家机构退出市场，私募股权市场的数据滞后。2023年初私募频繁撤离，是全球政策和市场压力的延迟表现。“私人股本对自身战略投资的主动调整也是一个因素，”陈嘉说。此外，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金融体制创新的大政策下，近年来，监管机构不断加码

正如安陈佳所说，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基协发布通知，就新修订的《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及多项配套指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办法》明确，在实缴货币资本方面，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不得担任私募管理人。1月3日，在《2022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综述》(以下简称《摘要》)中，中基协也表示将坚持扶优限劣，解决一批难点问题，继续推进私募基金差异化自律管理。

“总体来看，2023年初私募频繁注销，反映了证监会继续构建私募行业常态化退出机制、优化行业生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监管趋势。”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评论道。

市场结构有望得到优化。

在1月以来私募频频被取消的同时，监管层对私募行业的经营业绩也保持着“严监管”的态势，罚款频繁。以各地证监局为例。截至2月6日，北京、厦门、深圳、成都、江苏、西藏等地证监局已对所在地区违规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出罚单。

从私募的具体违规行为来看，包括未及时填报、更新私募投资运作情况、向不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向投资者承诺最低收益等。此外，在证监会披露的违规行为中，私募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披露基金信息的问题屡有发生。

除了证监局，中基协也“出手”加码私募的审核。截至2月6日，今年中基协共披露12起私募惩戒决定或事先告知书，较2022年同期增长一倍。在违规内容中，私募未按要求履行信息报送义务，承诺收益屡遭违反，甚至部分私募存在高管违规兼职。

深证金钟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认为“私募的监管不能靠处罚来管理，违规行为不能被制止，监管后还存在问题，说明罚款手段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已经成为摆在监管层面面前的一大难题。建议监管部门根据私募类型进一步制定不同的监管措施，建立不断完善的机制，避免矫枉过正。本质上，私募监管的主要方向是资本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

北京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师张晟立表示，要突破监管难题，还是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市场主体自身加强合规投入，并加强与协会的主动交流沟通；二是从典型反例入手，协会加强对典型案例的惩戒和监管，进一步完善私募行业信用公示和监管；三是从制度保障入手，由证监会、最高法等政策和司法主管机关加强合作，对私募行业的市场需求、类型化案例等比较常见的问题，给出特定规则、解释和指引。

安嘉晨则认为，除了负向惩罚机制以外，市场应该面向投资者更加透明，尤其是应该大力发展财富管理行业，让好的管理人能更高效地被市场发现，推动行业自律。

据前述中基协发布的综述数据，中基协于2022年对803家私募管理人开展自律检查，主动注销管理人数量为2021年同期的2.2倍，“出大于进”的结构调整趋势进一步巩固。另据公开数据，截至2022年末，私募基金规模达20.03万亿元，相较之下，2021年末、2020年末私募基金规模分别为19.76万亿元、15.97万亿元。整体来看，伴随着近年来私募行业的迅速发展，对监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长期而言，监管趋严对私募有积极意义。由于私募针对特定高净值投资者，在合规管理方面的要求一般来说比公募基金更低，这也容易造成良莠不齐的情况，因此有必要提高私募门槛。对于私募管理人来说，则要在合规经营、规范管理方面增加投入。”安嘉晨建议道。

陈佳则认为，总体而言，本就存在高淘汰率的私募基金机构近年来遭遇市场严重的头部阻力，同时要适应新的监管压力。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资本跟着实体经济走的宗旨之下，部分私募基金主动选择退出是明智之举，被动退出也有市场格局优化的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刘宇阳郝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