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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骨寻踪的故事是真实的吗(这项技术拨开数百年前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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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百科全书,带你看最精彩的世界!每日更新奇冷知识百科,都是你不知道的!为您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和便利。利用休眠了数千年的骨头碎片来发现生命迁徙的足迹这听起来是个很酷的工作,是考古学和生命科学的结合体。当“旧”的学科有了新的“武器”,我们就有了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华大地上这一延续而灿烂的文明。

早在1998年,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考古学系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业的古代DNA实验室。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在周辉、朱红教授的带领下,在分子考古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考古领域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诞辰之际,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探索这群用科技手段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寻宝人”。

吉林大学古代DNA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工作

骨头中的古代DNA揭示了历史的奥秘

考古学是一门以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为基础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二十四史》、《通记》等文字资料众多。古代历史上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奥秘。

吉林大学考古学教授蔡大伟表示:“古代DNA技术是考古学的一种新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

吉林大学古代DNA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工作

河北固原穿衣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衣楼位于固原县南沟村,是一座圆顶砖结构建筑,颇具异国风情。根据古老的传说,这座建筑是辽萧太后的住所。在公元0755年至公元79000年的明清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晋剧中,还有一部著名的《口北三厅志》,显示了这个传说的深远传播。

2000年左右,考古学家证实,这座梳妆楼实际上是元代蒙古和波斯贵族墓葬风格的结合。墓中还出土了一具以前只在历史记载中见过的“树棺”。墓主用红树桩做棺材,两边各有一口棺材。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元代贵族墓,对研究元代历史、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CCTV视频截图

但一个更大的谜团一直困扰着中国的考古界:谁是古墓的主人?

由于多次入室盗窃,坟墓几乎被洗劫一空;尸骨被挪动,墓志铭被砸碎。唯一可识别的汉字是“祥曲源”和“Reschi Han”。专家推测,Korigis可能是坟墓的主人。但问题是,“Korigis”这个名字是元代景教信徒中比较常用的名字,即英文中的乔治,而在元代,一般译为“Korigis”、“Korigis”或“Kur(和)Gussi”,元代历史上有名字的“Korigis”就有好几个。

最后,学者们集中研究了三个对象:唐朝国王礼礼教;忽必烈的孙子,安西王阿难和元顺年间谥号钟祥的贵族郭尔吉斯。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崔银秋带领的团队,运用古代DNA技术,对玄柳园墓6座墓葬中的13具骸骨进行了全基因测序,发现该墓葬中的蒙古元贵族并非金氏家族后裔,其身边的两位女性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负责测量同位素的小组还发现,墓主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没有和家人在一起。

“同位素测定遵循‘我吃什么就是什么’的原则,通过对古代遗骸各种组织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揭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饮食、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崔银秋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

墓主的基因型与金家族的基因型差异很大,这自然排除了阿南达。而郭耳一生在朝廷,最后病故在家,也不相见;综合这些线索,坟墓的主人最有可能是王古氏族的首领Korigis。Korigis是一位将军,他娶了两位皇室公主;他大半生在东西部度过,最后一次在西北平叛。据史料记载,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高利吉斯在战斗中被俘。元成宗试图营救他,但没有成功,最终他在波罗(今新疆波罗)被杀。十多年后,他的儿子舒安把他的遗体带了回来安葬。

“我们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当线索汇集在一起,与历史记录完美吻合时,我们的喜悦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崔女士说。

对生命之源的探索从未停止

在此之前,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已经拥有大型古骨标本库,朱宏教授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在国内考古界也处于领先地位。朱宏教授与曾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周辉教授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古代DNA实验室。

崔于1999年来到古DNA实验室。她有着20多年的脚踏实地的经验,从一名医生成长为国际知名的专家,见证了科学技术给这一学科带来的突破。

左边第一个是崔寅秋教授

“古代DNA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第二代测序技术(NGS)的应用,它解决了第一代测序方法的许多局限性,提高了获取进化分析数据的能力,”崔银秋说。她把下一代测序比作软盘,只能存储非常有限的信息;第二代技术相当于移动硬盘,可以携带数十tb的数据。

对于数据,处理能力的进步也至关重要。崔银秋回忆,实验室最早使用的服务器是一台2万元的服务器,处理一个样本的基因组数据需要一周的时间。“同样的工作,现在我身后的这台机器最多只需要2个小时,”崔银秋微笑着介绍实验室里“精致”的婴儿——服务器集群。

图为用于处理样本基因组数据的服务器

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11楼,张帆博士介绍了古DNA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设备。搬运人骨和兽骨的设备是分类别的,操作人员必须穿戴防护装备,并通过风淋室进入。一个样本,在这里经过提取、扩增、测序等步骤,输出的数据可以供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使用。

去年,崔银秋团队发表了0755年至79000年的研究论文,以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为重点,报告了中国北方55位古代人(7500-1700年前)的全基因组数据,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蔡大伟教授利用古动物DNA还原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展示了更多丝绸之路走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细节。蔡大伟教授说:“对不同地区饲养的牲畜进行DNA分析,可以准确反映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是展示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新视角。”

吉林大学古代DNA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工作

自1998年古DNA实验室成立以来,研究区域包括来自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区20多个地点的500余具人类遗骸样本,时间跨度达6000年。通过对具有准确考古文化属性和遗址年代的古墓出土的人骨进行全基因组分析,科学家们对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的起源和遗传结构有了全面的了解。

吉林大学古代DNA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工作

考古学仍然可以在这些地区发挥作用

提取古代DNA的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自然环境中,DNA会被降解和破坏,导致古代DNA的基因序列比现代DNA短,因此古代DNA的获取比现代DNA更复杂。二是外源性污染。在数千年的自然环境中,各种不可控因素会导致骨样本被微生物等杂质污染,给测序增加了另一层难度。但很难想象,正是这两个困难,让分子考古学技术得以扩展到看似“遥不可及”的领域。

首先是分子法医学。刑事案件中有很多古老的样本,但对于古代DNA研究来说,几十年前的样本并不是真正的“古老”,“毕竟,我们在这里测试的样本一般都有2000多年的历史,”崔笑着说。到目前为止,崔的研究小组已经完成了近1000例与dna相关的法医鉴定。

第二个结果是病毒检测领域。近日,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研发结果刚刚通过。

该项目源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初期经常发生的假阳性。“大多数假阳性可能都太低了,无法检测出来,”崔博士说。低通量、短片段基因的检测正是古代DNA实验室的强项。因此,崔银秋带领团队与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东林团队合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最终成功开发出了一种超低病毒含量样品的检测技术。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探索了一整套研发流程和方法,希望为公共卫生做出一些贡献,”崔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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