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出原子弹、导弹和卫星。

2012年，很多关于“两弹一星”的电影和电视剧在中国上映。电影《钱学森》和电视剧《国家命运》都将“两弹一星”的研发过程之谜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但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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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国才开始研制“两弹”。他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处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中国想从零开始发展核武器，就必须向“老大哥”寻求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反对：“那东西太贵了，社会主义是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不需要大家都去做。”

他指着米格(MiG)系列战斗机的设计者米高扬(Mikoyan)和国防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说，“他们知道研制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和很多电力。”如果中国现在要发展核武器，不可能把所有的电力都集中在中国。你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生产更多的钢铁和拖拉机。”最后，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造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

1957年9月，聂荣臻率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这次访苏期间，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条约，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领域协助中国。

聂荣臻主动负责“两弹一星”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个选项。早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想。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聂还领导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一个导弹管理局和一个导弹研究所。

对于这样一个需要大量人力和资源投入的项目，中国高层之间也存在分歧。许多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当时担任聂荣祯副手的张爱平将军有句名言：“再穷也要有棍子打狗。”

中国研制的第一种“打狗棒”是一种短程导弹。1960年，根据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1号导弹。几年后，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II导弹被发展。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两年前我们是小学生，现在我们至少是中学生了。”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部搬到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队长张志山率领200余人的调查大队前往敦煌。除了张志山，只有两名干部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调查以前的子弹靶场。

沙漠里一个人也没有，征兵必须拖到300公里外。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会烫伤胶鞋的鞋底。他们努力工作了两个多月。最后，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核爆炸中心位于敦煌西北30公里处。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官的张允玉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这个地方离莫高窟太近了，万一文物被破坏了怎么办？第二，没有水，松散的土壤太厚，只能测试2万吨TNT。

张云雨走近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报告说：“目前，如果要建一个能爆炸一百万吨的核试验场，只能建一个!”于是向聂荣臻报告，建议“向西到新疆罗布泊”。驻扎在韩国的第20团被秘密转移到罗布泊时，官兵们在火车上坐了半个多月。当他们下了火车，他们发现自己在沙漠里，沙子伤了他们的脸。士兵们随后投身于修建机场、发电厂和铁路。

作为特种工程司令部司令，陈士奇将军负责该靶场的建设。他问苏联专家格都科夫：“格都科夫将军，你可以看到，按照我们的方法，测试靶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好并能够发射导弹。”格杜科夫想：“15年。”陈世奇向格都科夫竖起三根手指：“给我三年!”格都科夫使劲摇了摇头。“对科学来说，光有激情是不够的。15年对这样的生手来说已经够快了…你的脑子太热了……”

几年后，随着中苏蜜月期的结束和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