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周一良先生的自传《毕竟是书生》，照例是颇有一番感慨的，书生这个词，透着多少善意的无奈与可爱，岁月荏苒，已入老境，便一如白头宫女一般，闲说往事，对于自己的种种不堪，先生也并不讳言，对于自己种种的闪光，只是几句平淡的言说，却少了分善意的沉默与坚韧的坚持。先生出生于有“南张北周”之称的周氏家族，俨然望族，自幼受到了极严极佳的家庭教育，旧学功底远愈常人，进入大学以后，先是师从洪业先生，再后来得入大师之大师的陈寅恪门中，在一九四九以前，一直都被视为陈先生衣钵的更佳传人，而周一良本人也“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史语所一年，哈佛七年，一路春风。在爱情婚姻上也是颇为得意，自称一个终日穿着旧式棉袄的青年学究，竟能战胜西装革履细心温顺的翩翩公子，获得京津名媛邓懿的芳心，相守一生。四九年建政之后，周一良先生满心欢喜的欢迎新政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并加入了中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先是大肆攻击自己的恩师陈寅恪，被逐出师门，后来又加入作为江青喉舌的“梁效”写作组，人生的荒诞剧至此达到***。但他的内心是真诚的，他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期间他还写了份大字报，揭发邓懿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可堪回首，先生在四九年之前，为人为学都是可圈可点，一个大师的产生似乎就毫无悬念，可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判若两人，学术的黄金期也成蹉跎，晚年的反省与努力弥补，成就也称斐然，只是前后比照，天地悬隔，无怪先生要一声叹息。先生是做政治史的，对历朝历代政治风云中的种种机巧，在文字间总能发人之未发了，了然于心，可是当亲身卷入政治漩涡之时，却不知所已，沦为工具，书生最无奈的地方，也莫过于此。正是因为坦诚，使我依然喜欢先生，先生一生，说有两句话对自己影响极大，一句是父亲少时对他的告诫：“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另一句便是后来的体悟，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细细思量，自己一路走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一良与邓懿也是学林的一段佳话，邓懿的家室、志趣、爱好与先生都颇为相投，为人极为独立，父亲早逝，上供老母，下面还要照料两个弟弟，很是难得。至于先生对邓懿的承诺，也说明先生的人格，一生奉养邓懿罹患疯病且半身瘫痪的母亲，全然看不出富公子的虚骄之气。先生自幼便被告知要谦逊，这些都是极难得的。常说民国时的官二代、富二代最不显眼的，至此也可见一斑。学术的自由，在老一辈的学人口中总被反复叨念，并不是老生长谈，周一良在中研院史语所，从来没有硬性的学术指标，每天的事就是看书做文章，有成果了，自然会提升。这样在今日看来极不靠谱的体制，学术精品却不断涌现。大师之后，眼看着就要再出大师，可惜这一切最后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罢了。民国的大学，学术交汇，学生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四九年后学习苏联的专门化，大学教育格局为之一变，只是后来这也没有坚持。书生毕竟可爱，前半生周一良年少得志，心中还是谦虚纯善，学术、生活皆勤勤恳恳，中年迷失自我，还是谦虚纯善，他总以为自己有着知识分子的原罪，要虚心接受改造，到晚年，反思过往，不讳言恶，心中还是谦逊纯善，只是多了一份悲凉罢了。至此，一代才子的生命也已入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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