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杨先生入籍美国。在此之前，新中国曾多次发出邀请他回国的明确信号；他的父亲在瑞士日内瓦看望了他三次，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说服他回家。考察杨振宁1964年以前与中国的接触，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艰难抉择。

杨武之受命到日内瓦会见杨振宁

这一切始于杨的父亲杨无之进入中国新政府的视野，并试图赢回他的心。杨无之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他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无之在复旦大学任教，举家定居上海。

1957年夏天，杨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了几个月。瑞士作为二战中立国，早在1950年1月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想念他在中国的父亲，所以他给上海的家人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很快就会带着他的妻子杜志立和他们的孩子去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希望父亲能来日内瓦团聚，见见他从未谋面的儿媳和孙子。杨无之收到电报后，知道事情很严重，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求助。据杨振涵，杨的三兄弟，“我的父亲写信给周总理，请他去瑞士见我的大哥。他打算借此机会说服我大哥，他最好回到中国大陆，而不是去台湾。”很快，杨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这里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1956年，杨振宁和李正道共同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1月，该理论被实验证实，成为科学界基础理论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当时已成为国际著名的青年物理学家，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例如，官方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建雄致贺电。“我们谨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您最近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祝贺。中国物理学家对您的成就感到非常钦佩和自豪，并祝愿您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新中国政府也在努力争取这些有显著成就的国际知名科学家。就在这个时候，杨武之主动劝说儿子杨振宁回国。因此，杨无之被同意去日内瓦，这成了两全其美的事。

杨振宇的姐姐杨振宇说，国务院办公室派人到复旦大学，她带他去华东医院看望杨振宇。在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患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在离开北京之前，他去了德胜门外的工德林一号，拜访了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岳父岳母杜玉明。杜让杨无之带一封私人信件给他已分居多年的女儿杜芷丽。

杨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在8月底返回上海之前，他与家人呆了几周。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有忘记对周总理的承诺，积极向杨振宁示好。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新事物，并一同前往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观看了纪录片07555 -79000。杨回忆说：“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1957年初我大哥和李政道在世界上成名后，中国台湾不断派人来吸引他们，希望他们能回中国台湾工作，至少到中国台湾讲学。我父亲说，他告诫我大哥和李正道，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大陆，但绝对不要去台湾。目前的形势是，中国大陆将发展壮大，台湾将萎缩。这是目前的趋势。”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武之是认真想让杨振宁回国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目前不能回中国大陆”，杨武之没有争取到。至于“各种原因”，我们不知道，但从杨振宁与国内方面的第二次接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线索。

张文玉曾两次亲自要求杨某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一荣誉，因此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厦门大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予以报道，鼓舞人心。中国物理学会发出了另一条贺电，称：“中国物理学家为这一令人欣慰的事件感到自豪。”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决定派物理学家张文宇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以争取李和杨的支持。张文宇之所以被送进大学，主要是考虑到张文宇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宇是西南联大期间李阳老师。张文宇在美国旅行期间，一直与李、杨保持联系。1956年10月，张文宇回国时带回了李和杨在美国发表的诺贝尔奖科学论文的预印本(《科学通报》)。

张忠谋回忆说，在瑞典期间，“尽管颁奖活动安排得很紧，李安和杨振宁还是抽出时间到酒店看望他，并邀请他参加颁奖典礼和瑞典王室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常文玉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口信，希望他们回国工作。他们非常感动，都对中方的关心表示感谢。他们说：“我们还年轻。尽量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找个时间回来。”此外，张文宇还谈到杨武让他给杨振宁捎口信：“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他让我带一封长信给杨振宁，请杨振宁回国。”

杨武之再次前往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被邀请到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写信给父亲，希望父母能来日内瓦和他团聚。中国同意了杨的要求前往日内瓦，当然，杨无之仍肩负着为儿子回国游说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和夫人罗梦华经苏联和捷克抵达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抵达日内瓦，与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波折，正处于大跃进、钢铁大冶炼、人民公社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想为杨振宁而战，显然情况很尴尬。据杨振涵回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混乱。我怎样才能说服杨振宁回来呢？他回来后怎么能继续他的研究？但留在美国，美国政府总是与中国为敌，而我们都在国内，从长远来看有什么好处？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的时候，说我要把新中国的情况介绍给镇宁，希望他们坚决地回到中国来。但是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很多，生活环境也不好。我很难谈论它。”

他的母亲罗梦华根据过去三四年的现实，向杨振宁讲述了上海的社会生活与四年前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认为这一定是真的，所以杨振宁的劝说可能很难让人信服。据杨振涵说，回国后，杨说：“我听你妈妈向你哥哥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我很矛盾。一方面，你的母亲接触到真实的生活，她所说的是事实，但你的母亲没有长远的眼光。

总而言之，他母亲罗梦华的来访使他在日内瓦的家庭团聚变得更加困难，罗梦华让他更多地了解了家乡的情况。

杨无之去日内瓦争取杨振宁

杨武之的劝导工作越来越困难，父子矛盾难免。1973年5月12日，杨无之的老师去世了。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他详细而难忘地描述了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他说：

1962年，我的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相遇。我的父亲告诉我很多关于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有很多事情我能理解，也有很多事情我不能理解，还有很多争论。一天晚上，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最后我说：“你现在说的和几十年前你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会不明白呢？我想告诉你们，今天我们要拒绝许多我认为正确，但实际上是错误的价值观。”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你可以不用回去为国效力

杨在三次日内瓦之行中，深刻体会到了父亲的使命和父亲矛盾痛苦的心理。他说：“我父亲带着使命感来过日内瓦三次，尤其是最后两次，他觉得他应该说服我回来。这当然是统战部的建议，或明或暗，但一方面，这也是父亲自己内心的愿望。但他很矛盾：一方面他想去，另一方面他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努力在学术上取得进步。”

此外，杨振宁的心理历程也因其名人效应而得以窥见。然而，当时数百万像杨振宁一样留在海外的中国人的心理旅程又如何呢？显然，这是一个无法在本文中回答的大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回家的指控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