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各种奖项中的明珠。自该奖项设立以来，能获此殊荣的人寥寥无几，都是各行业少有的天才人物。诺贝尔奖是国家科研能力的指标，背后是科技、文化、经济等的综合实力的比拼。

今天，中国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是杨振宁、莫言和屠呦呦。这三个人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值得我们全民族骄傲。然而，中国的获奖者数量相对于整个人口规模而言仍然明显偏低。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在未来的科技文化竞争中，我们的体制和机制能否再次培养出新的赢家？

三位“获奖大牛”

杨振宁是三人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祖籍安徽合肥，官衔众多。他在物理学上最大的成就是他的扬-米尔斯方程。

这个理论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遥远，但它在物理学领域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它可以& quot提高整个物理学的高度& quot。

因此，有人将其形容为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

在所有中国人中，杨振宁也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享有& quot中国之光& quot。2015年，杨振宁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同时，他还成功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大提高了我国物理学的研究水平。

莫言是另一条赛道上的赢家。管，山东高密人。他以《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作品，带来了& quot乡愁& quot和& quot怨恨& quot到了极致，他是& quot寻根文学& quot。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近年来，屠呦呦被提及最多。

她出生于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她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2011年，她带领研究团队发明开发了新的抗疟药青蒿素和还原青蒿素，这是疟疾研究的重大进展。

青蒿素是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的有效药物，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挽救了无数的疟疾患者。2015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屠呦呦因此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大而不强的现状

中国人对于同胞获奖自然是无比激动。但在兴奋的同时，也要看到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 quot积分榜& quot在诺贝尔奖中，美国以388位获奖者排名世界第一。

英国和德国紧随其后，获奖人数超过100人。甚至我们的邻居日本也获得了27个奖项。就连我们鄙视的印度也走在了我们前面。

如今，我国的GDP已经雄踞世界第二，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对高精人才的需求，也史无前例的大。

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日益增强，科研成果越来越多。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的a 《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早在2016年，中国的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顶尖领域缺乏统治力，长期以来对“诺贝尔级别”人才的缺失，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利用其在半导体芯片方面的优势，对中国的中兴、华为等企业进行制裁，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虽然我们有很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由于顶尖芯片架构师的严重缺乏，我们一直无法量产5nm以下的芯片。

虽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没有实现。head & quot许多行业仍然非常依赖进口。人才短缺的短板日益凸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今天“大而不强”的局面？

标准化的批量生产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招聘条件上，用人单位会拘泥于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标，比如985，211，或者四六级，要求女员工必须已婚生子，甚至身高外貌要求。

如果这些指标和工作有关，就这些，但大部分完全不相关。我认识的很多中资企业完全是做国内市场和业务的，但是要求求职者有英语测试证书。

其实这并不是用人单位的错。我们的社会不追求& quot标准化& quot。面对学生，用分数来划分三六九等；面对运动员，用身高、体重来衡量好差；面对求职者，又依靠学历证书来区别对待。

这样的评价体系有利于创造& quot标准件& quot那符合社会要求，但对不符合标准的人很不友好。即使你有非凡的才能，你也会被评价为& quot次品& quot通过这个系统。

武磊，当今中国身价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有着& quot武术之王& quot。年轻时因为体能不达标被江苏足协排除在球队之外。多亏了徐根宝的说情，他才得以留在队里。

武磊

以前有个笑话，梅西、马拉多纳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如果出生在中国，别说进国家队了。由于他们的身高，他们可以被业余队选中。

这其实不是玩笑，而是事实。不仅仅是足球，其他各种运动，延伸到各个行业，都有这样的问题。

许多成功的科学巨擘和文学名人，在学生时代。

代都是“偏科”的，但如果就以此判定他们是失败的，给他们打上“差生”的标签，这就无异于“辣手摧花”、“埋汰人才”。

具有某种专长的人，“偏科”几乎是必然状态。试想一个具有物理天赋的人，很有可能因为语文、英语的不合格，而丧失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最后连工作就找不到。

中国的“爱因斯坦”们，也许迫于生计，正在送着快递、搬着砖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学校的委曲求全

社会制定了如此的标准，学校也因此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了屈从和迎合，造成了恶性循环。

学校教授苦于各种职称评定的硬性标准，绞尽脑汁写着论文、做着课题。学生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为了获得证书，消耗大量时间去学习自己不感兴趣、也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

一番“无用功”完成后，岁月已然蹉跎，丧失了大把精力，浪费了最好的青春年少。

在高校里，“就业率”越来越被重视，学术和科研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专业选择方面，“易就业”、“来钱快”成了唯一的标准，金融、律师等行业成了“香饽饽”，而需要“坐冷板凳”的专业，则相对少有人问津，充分暴露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

就业

为了应付方方面面的“标准”，大家也变得不择手段了起来。小到考试作弊、大到学术造假，都成为我们达到成目标的“工具”。

无奈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放弃了诗和远方，不得不低下尊贵的头颅。一二线城市数百上千万的房价，可能是一个人大半辈子收入之和。

为了有个庇身之所，我们贷了很多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提前消费了我们的未来。仅仅为了“生存”，我们就要拼尽自己的全力，更何况体面的生活、大胆的创造呢？

曾经一些学术上颇有造诣、生活上富于激情的年轻人，工作以后无不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被各种压力劳役着身心，最后也只能选择为“五斗米折腰”。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丧失殆尽，于是走上了一条长达两百年的“学习之路”。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拿来主义”，来医治国家的病症，同时迅速走上民族自强之路。

西方的英美、崛起的日本，以及后来居上的苏联，都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对象。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缺少了一些耐心。无论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维新变法，以至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目的，那就是快速走上强国之路。

在当时的形势下，实现民族自强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用力过猛，却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

不能结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根基，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简单提出的空有其表改革措施，注定只是空中楼阁，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说多少年赶上英国、多少年赶上美国，结果都没有成功，反而助长了社会的浮躁之风。改革开放后，在金钱利益的冲击之下，人们在纸醉金迷之下更加迷失了自我。

“拜金主义”成为了时代的标签，我们大胆地表达着，对于金钱的渴望与崇。宁肯坐在宝马里哭，不肯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价值观。一切都与金钱挂钩，整个社会和国家，也逐渐变得短视。

无怪乎有专家学者发出警告，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人才，全部都去到金融行业，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必然是令人担忧的。

民国的样板

曾经有专家说，我们现在学术的能力，一直在走下坡路，民国时期培养出的大师，现在的教授学者仍不能望其项背。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归功于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成功。

当时的政府注重对于教育的投入从不吝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宪法》，明确规定了教育、科学、文化的经费，不得少于中央预算总额的15%。

省一级政府不得少于25%，市县一级这个数据是35%。而我国现在教育上的投入，只是勉强超过GDP的4%，比之当时仍有不小的差距。

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也是相当高，根据《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的有关规定。教授的月薪达到400-600大洋，副教授是260-400大洋。

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数字，同一时期，上海的产业工人月薪只有15元，即使县长这样的父母官，一月工资也只有20块，甚至比不上当时的小学教员。

在教学思路上，倡导教育独立，不受社会、政治的干扰。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就提出，大学办学的宗旨就是“研究高级的学问”，而非囿于世俗的功利。

在培养人才思路上，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认为，实践知识的价值，也远远高于书本。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一系列大师级的人才，奠定了很多学术体系的基础。

华裔诺贝尔获得者中，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崔琦四位，就是在民国的学术体系之中成长起来的。

张伯苓

希望？失望？

整个社会的短视与浮躁造就了我们的性格，教育体制向世俗的妥协打造了我们的风骨，现实的压力又让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我们也许能够培养出最具有应试技巧的“打工人”，却打造不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代宗师”。

中国古人就曾有言，“守得云开见月明”，所谓“守”，是一种坚持，摒弃了世俗浮华的利诱，甘愿寂寞枯坐于冷板凳，静心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也许经历了无人问津的“十年寒窗”，但终归会有一朝“功成名就天下知”。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容不得我们去犯任何的错误。如果全社会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新，摒弃浮躁和功利的心态，将目光放得长远，形成“励学敦行”的良好社会风尚，那么必然会有更好的结果。

国际竞争

根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黄种人的智商，是各大人种里面最优秀的。我们坐拥了最好的天赋，只要加以合适的引导，必然会将更多的诺贝尔奖收入囊中。

屠呦呦不应成为国家的绝唱，而是一个更具希望的起点，告诉世人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