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寻求与蒋介石统治体系建立有关的知识。除了…之外

本文摘自199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页P496-502，并进行了一些修订

1928年至1930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国家工商经济建设的各项建议和决议。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鉴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应尽量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国民政府对利用外资和聘请外国专家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损害国家主权；第二，外资必须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第三，应聘请外国专家，以培养中国人才，传授他们的技能。(二)加强对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生产部门的建设和经营。它规定国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具有垄断地位，主要由中央政府经营，地方政府也可以参与经营。这基本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3)提出国家首都产业建设规划。主要有：国有钢铁工业、国有水电、国有机械厂、国有酸碱厂、国有酒业厂。此外，国家还设立了盐厂、细砂厂、纸浆厂。

由于无法同时经营这么多工厂，国民政府决定将制盐、纺纱和造纸等轻工业留给私人资本。与此同时，政府对那些能够获得私人投资的人在重工业领域启动一些项目给予激励、援助和担保。1930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工业建设程序》的相关政策法规，强调交通、铁路、煤炭、电力等部门要优先发展，国家要全力投资建设这些项目。

为了开展产业建设，国家政府设立了工业部、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多个国家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各有不同的职能，有些是专职行政机构，如工信部；有的既是经济建设的协调、指导、监督机构，又具有管理职能，如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有些是专门的建设和运营机构，如资源委员会。但无论是哪一类机构，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管辖的企业，只是管辖的方式不同而已。一般情况下，民族企业以公司或工厂管理形式为主，部委只行使行政职能。有些情况更为复杂。例如，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管辖下，没有国有工矿公司，只有一家私营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官僚资本对工矿业的控制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系统(如九龙治水):

1. 委员会制度建设

1928年2月成立，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建国后，没收和兼并了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主要经营电厂和煤矿。其中，南京电灯厂(又称金陵电灯厂)是民国初年成立的官办企业，1928年4月由建委接管经营，成为首都发电厂。1929年，建设委员会发行了8年期短期电力债券，以扩大首都发电厂的发电能力。到1930年，发电能力已达到25000千瓦。1936年，该厂资金已达640万元，4台发电机，发电量约3万千瓦，总资产已从50万元增加到1300万元。武进商办振华电厂因欠德国企业西门子的债，1928年被建委接管，同时接管了与工厂商办供货关系的无锡姚明电厂，更名为祁书岩电厂。该厂发展很快，供应电力，也做电灌溉，1929年武进、无锡也有电灌溉面积42874亩。1936年，发电厂有4台发电机组，发电能力17100千瓦。长兴煤矿是建委下辖的重要商业企业，资金275万元，银行贷款300万元，并有军事投资。1928年，由建委接管(以抵制采矿税和私人矿业权为由，派人强行进入工厂，宣布国有化)。1937年5月，建委将七水岩电厂和京城电厂改组为扬子电力公司，股本1000万元。建委保留40%的股本，其中60%由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建委除了兼并没收北洋官办企业和商业企业外，还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1930年，淮南煤矿建在安徽省怀远县淮南，占地面积22平方公里。1932年，该矿投产，日产量1700吨。为了给武汉提供煤炭，从怀远到玉溪口的220公里的淮南铁路于1933年开始建设。至1937年6月，矿路资产总值达1080万元，更名为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1928年，建委为适应军事通信的需要，设立了专门制造无线电收发机的电机厂，经费每年4万元，由国家财政拨款。因此，到1937年，建设委员会拥有了五家公司。1937年春天，建设委员会说，委员会的债务是投资的1.5倍多。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他将首都电厂、岐水岩电厂、淮南煤矿、淮南铁路等委托给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招商引资经营。

2. 经济委员会制度

1931年10月，在行政院下设筹备处，1933年9月正式成立。它被移交给南京国民政府，是筹备国民经济事业的总组织。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批银行和个人组成)作为投资机构，吸收和控制大量国有和民间资本开办的企业。如淮南矿路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渤海化工公司、中国棉业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华南大米公司、国货合资公司、川黔铁路特许公司等。

中国建设银行由宋子文在1934年6月从财政部长职位上退休后创立。资金1000万元，宋子文任董事长。本公司属于投资性公司，引进外资，实行企业控股。公司协助经委在西本投资筹建电厂、煤矿，包括西京电厂、城金煤矿、陕西潼关煤矿等。1936年7月，他接管了国建委经营的首都电厂、七水堰电厂等几家重要企业，并入股汉口集集水电公司，成立扬子电力公司，资本1000万元，建委自持40%，建行公司募集60%。又如淮南煤矿，淮南铁路后成立淮南矿路公司，资金1000万元，内部留用建委资金200万元，其余由建行公司承担。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家经济委员会开始对棉花、丝绸和面粉等民族工业实行“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委员会也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中国建设银行是其强有力的助手。中国银行正式依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权力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帮助，加强了对民族行业的兼并、控制和垄断。

3.商务部

1930年12月，农、矿、工商部合并为工业部，是当时全国“主管工业行政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包括工业、矿产资源、农林渔牧、商业等。1932年石冶埠开发作了《实业四年计划》，计划兴建钢铁厂、机械厂、酒精厂、造纸厂、油厂、硫酸锌厂、制糖厂和大型农业服务厂。但由于蒋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商务部部长陈公伯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权力来执行他的计划，不得不辞职。1935年12月，吴定昌接任工业部部长。在政治系的支持下，他得以投资工业。到1936年，工业部以独资、官商合资、投资承揽等方式，建立了5家大型机械、造纸、化工企业。这是中央机厂、中央酒业厂、文溪辽昌造纸厂、硫酸锌厂、中国植物油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总投资1730万元。

4. 资源委员会

它是南京国民政府调查和管理国防资源和基础工业建设事业的行政机构。其前身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负责“以国防为中心的规划建设事业”。1935年3月，为“适应国防资源的需要”，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由参谋总部转到军事委员会，由翁文浩、钱昌钊任主任、副主任。资源委员会成立后，为适应蒋介石内战的需要，积极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首先制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规定在五年内投资2.7亿元，建设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气等大中型厂矿30余座。并准备在大陆建立军事工业基地。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积极寻求外国投资、外国技术，于1936年2月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条约。其中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信贷贷款，供国民政府在德国购买武器和各种机械设备，其中90%以上用于购买武器和军械设备，其余10%即9819,114马克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此外，德国将帮助资源委员会建设钨铁、钢铁和电气设备厂。中国支付的是战略物资，如钨、锑和锡，以及农产品和矿产品，如生丝和猪鬃。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钨、锑的对外贸易，并建立了一些重工业机构。为有效控制钨、锑的生产和出口，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1月和3月分别在湖南和江西设立了锑工业管理处和钨工业管理处，开始实施钨、锑的管制政策。到战争爆发时，该协会已经控制了钨、锑80%以上的生产和运输。到1937年，资源委员会已经向德国出售了14057吨钨矿和8583吨纯锑。

1936年夏，国民政府拨款1000万元，次年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建设该厂。建制企事业单位25家。1936年建立的厂矿单位有中央钢铁厂、茶陵铁厂、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养心大业铜矿、中央机械厂、中央电器厂、中央无线电厂、中央电瓷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等14个单位。1937年建立的厂矿包括天河煤矿、四川油矿、陵乡铁矿、水口铅锌矿、中央炼铜厂(后改名昆明炼铜厂)、重庆临时钢厂、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龙溪河电厂、一洛煤矿等11个单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资源委员会的建设活动主要集中在与军工密切相关的矿山、钢铁、冶金、燃料、电力、机械、电力、化学等基础产业领域。其活动以江西、湖南和湖北为中心，涉及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有实际生产能力的工厂和矿山并不多。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只建成了中央无线电厂、中央电器设备厂和中央机械厂3家工厂。除了清末没收并附属于民营企业的8家官僚资本企业外，属资源委员会所有的工矿企业只有11家。

5. 金融体系

官僚资本中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大银行利用其金融垄断地位，积极向工业领域扩张。其中，中央银行由于重视金融，对工业的投入并不多，只有秋江码头和亚麻织布厂两家。相比之下，中国银行在行业扩张方面尤为活跃，交通银行紧随其后。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债务关系和投资重组等方式不断兼并和控制国有资本企业。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控制着15家纺织厂，拥有纱锭35万锭，占华昌纱厂的13%。其中债权直接经营的有7家，投资办理的有4家，银行下属机构收购的有4家。1934年，河南省著名的玉峰棉纺厂倒闭，被中国银行收购。山西永宇纺织公司也因破产被中国银行接管。1936年，中国银行重组了破产的济南仁丰棉纺厂，并将其收归国有。1937年3月，中国银行利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金流动性，以每股5元的低价(每股面值15元，市场价7-8元)强行收购了该公司20万股股份，从而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卷烟厂。1937年春，渤海化工公司破产，中国银行以120万元的债务接管了该公司。

中国银行还投资了其他11个行业，包括面粉厂、电气公司、包装厂、食品公司、造纸厂、钢铁公司、亚麻厂、薄荷厂和榨油机。到1937年7月，共投入资金440.8万元。中国银行还通过“合资企业”或“商业企业”投资了汉口集集水电公司、中国汽车制造集团公司和中意电工工厂等行业。

1935年以前，国家官僚机构拥有的企业很少。然而，从1935年到1937年，国家官僚资本在工业领域的权力迅速扩张。据估计，1936年，官私工矿资本总额为13.76亿元，其中官资为法定货币2.1亿元，约占当时中国工业资本总额的15%，民间资本为11.7亿元，占85%。这说明抗战前工矿企业的资本管理，并没有占据绝对的垄断和支配地位，而只是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但它在金融业具有垄断地位，可以控制国家工商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