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推出了一款名为“零钱通”的新产品，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微信钱包中的零钱进行微信支付，同时还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通是“b微信版的余额宝”。几年前，余额宝能够将消费与金融增值结合起来。

在2015-2016年的债券大牛市和随后的债务灾难中，货币资金、同业存单和银行融资之间的资金空转链开始被市场认可。2017年，货币资金再次快速扩张，仅余额宝就占到货币资金的20%。余额宝的“疯狂增长”引发了广泛的市场和监管争议和担忧。那么，如何对长通进行监管，以确保其创新或增长不受抑制呢？

首先，不要让零钱通过余额宝式的流动限制，资金管理要在前面。

2017年下半年以来，天弘基金为满足监管要求，对余额宝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首先，余额宝将个人最高投资额度从100万元降至25万元，然后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降至10万元，并设定个人每日最高购买额度为2万元。二是调整资产配置，减持部分银行定期存单，增持中国政府和政策性银行发行的短期证券、商业票据和回购协议，进一步降低投资风险，适度压低收益率。三是引导大量资金离开余额宝，投向其他同类产品；四是天弘基金将调整余额宝服务规则，设定余额宝每日申购总额，当日完成。每日购买额度根据基金购买、赎回动态设定。余额宝规则的调整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量用户在微博上痛斥其“不方便”、“不可抢”。2017年，监管部门三次要求余额宝配股，并将余额宝划转至12家基金公司，成功缩小了天弘基金的规模。

根据长通的发展势头，它只会比余额宝更快地扩大规模。我们要警惕重蹈覆辙，以免影响投资者情绪，给监管带来负面舆论。

其次，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建议将长通基金对应的基金与天弘余额宝基金进行比较。

其中一个原因是，常通的潜在用户，货币量基数非常大。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有4.5亿用户，余额宝有3亿用户。也就是说，有2/3的用户可以发展成为理财用户。从基金模式来看，余额宝拥有3亿用户，接入12家基金公司，资金规模1.9万亿元。以此类推，长通有3亿用户，可接入4家基金公司。平均每人1000元，4家基金公司规模即将突破1万亿元。

第二个原因是需要防范流动性风险。余额宝和常通本质上都是货币基金。此外，这种货币基金从公众中吸收资金，形成资金池并支付利息，本身具有很强的货币支付属性，在功能上构成了银行存款的替代。它甚至有现金支付的便利，但它没有银行存款那样的安全性，也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

与此同时，该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非常“慷慨”的赎回便利。在缺乏相应保护机制的情况下，任由资金快速进出更加危险。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由于基金投资者的单一结构，投资者的“羊群效应”极易产生挤兑，恐慌性赎回会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因此，随着规模的迅速扩大，对资金风险控制的要求也会逐渐提高，因为货币资金虽然仍然是相对安全的资产，但毕竟不是银行存款，风险准备金不足等问题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改变通行证本身应该回归到技术平台的定位。

余额宝、常通等平台应该让金融科技公司回归平台定位，从做产品转向做平台。让更多的金融公司有更多的机会与科技平台合作和融合，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尝试通过科技平台获取流量，学习运用大数据进行风险定价，利用金融云实现自主可控的低成本运维。未来，金融将不仅仅是投资和财富管理，而是将深入渗透到金融行业的各种需求场景中，为更多行业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弱化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属性，强化互联网金融的服务属性，这似乎是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