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天前《隐入尘烟》在影院排片有限，宣传不算多。

导演李瑞军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带有乡土气息的海报也并不起眼。许多人不承认她是克里斯蒂娜，因为她是一个农妇的形象。

很少有人喜欢这部电影。

7月8日，《隐入尘烟》上映当天，首日票房未超过35万。猫眼预测其总票房不会超过200万。

未来看似黯淡，却总是充满期待。

9月3日，《隐入尘烟》逆袭已成定局，单日票房破千万。

猫眼再次预测总票房——1.2亿。

四天后，9月7日凌晨，《隐入尘烟》票房破亿大关。

口碑上也有突破。《隐入尘烟》从最初的豆瓣评分7.9分到了8.5分。其他网络平台，有的甚至打了9.5分。

一部聚焦西北农村题材的文艺片为什么逆袭？

《隐入尘烟》的主要制作公司为嘉应影业，宣传营销事宜也由公司承担。在分析这部电影在市场上的现象级表现时，嘉影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不是一个靠经验复制的项目。无论从创作还是宣传上，都很难找到其‘成功’的明确原因。无论怎么看，这都更像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孤例”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魅力。

《娱乐春秋》与《隐入尘烟》导演李瑞军进行了深度对话。或许，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窥见“成功的密码”。

不过，李瑞君说，“拍出好电影是偶然的。”

因为“拍一部好电影太难了”，而“拍一部烂片很正常”。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才华的导演，一直在笨拙地拍电影。

“笨拙地拍电影”恰恰与这个时代的热闹相反。

以下是自述(基于对话)——在瑞君里。

李睿珺：做好一部电影是个偶然

|选克里斯蒂娜做女主，是对她的一种恩惠。

有一年，我去重庆的一个电影节当评委。我先到了一天，但是那天晚上老婆病了，我就赶回来陪她做手术。

第二天，评委们都到了。评委之一的克里斯蒂娜没看到我，就问别人。听说家里有事，她主动加我微信。得知妻子的病情后，克里斯蒂娜说，她之前扮演过医生的角色，去过一些医院体验生活，认识一些医生，可以帮我联系，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咨询。

当然我说的是最好的，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没有认识这方面的人。

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克里斯蒂娜主动提出帮助我。我很感动。我觉得克里斯蒂娜人很好，(在我心里)我得找个机会报答某人的恩情。

后来我们偶尔一起吃饭，她也问我有没有合适的角色可以合作。2019年，写完这个剧本(《隐入尘烟》)，突然想起克里斯蒂娜至少在年龄上适合曹桂英这个角色，而且她有家室。

因为如果你不到这个年龄，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家里没有老人，其实你对生活中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都会不一样。

我觉得她年纪大了，人生阅历丰富，之前也表示过合作的意愿。如果她碰巧愿意演，喜欢这个剧本，我从心底里觉得她回报了克里斯蒂娜老师帮助我妻子的恩情。

然后我把剧本发给了她。她说她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和剧本。

我说，可能一年要断断续续拍五次。这种情况下，她一年之内拍不了一部完整的电视剧，比如三四个月的大戏。

我还说你一定要会说方言，体验生活。不拍戏的时候可以自由活动，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拍戏的时候离组或者一起玩。

如果我们能同意这些条件，我们将合作。

如果你同意，我会把你变成那个角色，至少接近那个角色。如果你给我时间，我没有把你拉近角色，我对不起你，对这部电影不负责任。

然后，克里斯蒂娜说，没事了。

2020年初，我安排她体验生活。

电影里，我投射最多的是——。作为人，要保持善意，如何在逆境中生存。

可能我就是西北人的性格吧。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的西北人都有些专一，有点固执，沉默寡言，不善于表达，自觉不自觉的(在电影里)都会不可避免的表现出来。

在我看来，好的婚姻其实是长久的陪伴。(两个人)能否在逆境中互相理解，给予对方更多的爱和关怀？这个(在婚姻中)可能更重要。

|拍电影和农民种地一样，是不可控的。

在这一年里，我对生活，对人生，甚至对电影都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一直说拍电影就是处理时间、人、空间的问题。有一次，我站在庄稼地里，突然发现农民也是一样的。——农民也是用一年甚至一生的时间与生命和时间打交道。

农民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每年春天种粮食，秋天收。第二年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可能一辈子做一件事。

拍电影也是如此。我们从日常工作中汲取养分和经验，耐心地去做。

不管做什么，都要有耐心等待。比如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遇到了疫情，是不可控的。就像农作物一样，有时候刚浇完水，突然来了一场大风，农作物都被吹倒了，有的可能会断，有的可能会死。

农民最终能收获多少？有无法确定的不可控因素。电影也是如此。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一切都交给时间，仿佛一切都是确定的，却是未知的。我只能尽力拍好每一个镜头，尽力保护好每一个场景。

不管是拍电影还是做电影。

未来，我应该会继续关注农村题材。谈不上坚持，因为没有人逼迫我做这个事情，如果说这是主动选择或者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它不需要“坚持”的，这取决于自己的兴趣点所在。

《隐入尘烟》电影开始有一个镜面的反射，是老四坐在屋子里，他发现贵英在驴子旁边看他。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情绪，是他俩相互第一眼看见对方，以至到中间的紧张，再到难为情的不知所措。我不想去切碎这种表演，想要两个人同时的你来我往的化学反应，让它在一个镜头里面产生。

这样的长镜头最大的挑战是演员，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经受住长镜头的拍摄，但是两个演员都完成得很好。

在电影里，有一些长镜头的调度，会借助镜像去反射，然后在空间风格上做特殊的空间处理和呈现。

另外，镜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意象。

其实，我们照镜子，镜子里面的自己也许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自己，是你内心另外一个层面的自我，它有几重的意象。

每个观众在看到这个部分时，大家会根据自己的美学兴趣，肯定会有自己的解读。

｜拍好是偶然，拍不好是常态

我尊重任何观众的真诚感受。

当一个导演完成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其实就已经不属于你了。

它属于银幕和观众。

评论（指影评和评分）其实就是属于观众和电影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拍电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观众在市场里面看到更多元的可能性。

观众在一个平台上去表达他们对电影的声音，不管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那是观众跟电影之间的事情，（导演）都必须要去接受。

我们做电影又不是为了统治观众的思想。

这就违反了艺术的自由精神，首先是得让观众有自由评论的空间，对吧？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一个导演在剧组里面其实是最没有经验的人。

比如，我现在拍了6部长片，这6部长片加起来的工作日也就小200多天。

我从2006年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也16年时间了，这16年间实际上我真正坐在监视器后面参与拍摄的时间有限，就是这200多天的经验。

比起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少得可怜。

导演这种工作，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实践的，几年才能实践那么几十天，我们尽力的去完善自己的技能，完善对于电影的理解，完善对世界的认知，尽力把它做好。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在电影导演方面特别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其实我一直是在很笨拙地做电影。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做好一部电影是偶然，拍不好才是常态。

因为，拍好一部电影太难了。

｜我刚毕业时也很狂

｜第一部电影的失败，给了我经验

我后面的很多导演经验都来自于第一部电影，当时没有准备好。

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也很狂，觉得别人能做好一部电影，我也可以。凭着这种“狂”，在零经验的基础上想去做好。

当时我23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硬着头皮说我什么都懂了，我就要去做，然后强装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会了，硬要去做。

最后付出的代价有一点深——（第一部电影）做出来有问题。

剧本写得不好，现场筹备不充分，钱又捉襟见肘，又没有指导演员的经验，也没有和团队沟通的能力和方法。

拍得很吃力，中间好多次想过要放弃，最后大家鼓励我，说都已经这样了，就拍完，剪出来之后，才能认识到自己（当时）的能力。

你不拍完一部电影，只说是没有用的，你拍完一部电影剪出来了，自己放给自己看，朋友帮你看的时候，问题才会显现出来。

因此拍完第一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以后要怎么去做电影：要去用特别严谨特别敬畏的心态，要学会有耐心。

后来我拍每一部电影，预算都做到非常细，细化到每个人一天喝几瓶水，多少钱，乃至于几辆车，一辆车的油钱是多少。

因为拍（文艺片）这个类型的电影，它不太像商业类型片，会有那么多的受众，也就不会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没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我们前期的拍摄成本也不会那么大。所以说大家就要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里提高效率，节省资金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它的质量。

第一部电影的失败，给了一些经验。（当时觉得）没关系，至少在拍第二部电影时，不要犯第一部电影同样的错误。但是，第二部电影又会犯新的错误，没有预料到的错误，然后第三部电影不要犯前两部电影的错误……

拍电影就是一个经验积累、熟能生巧、升级打怪的过程，你到不同的阶段，会出现新的怪兽，要把它消灭掉。如果升级打怪成功了，这部电影就顺利完成了，如果没有成功可能电影就夭折了。

一定要前期准备充分才可以，即便你准备的很充分，现场可能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何况你准备的不充分，更会出现很多你掌控不了的问题。

李睿珺的第一部电影《夏至》

我曾经去探过某部电视剧的班，看他们的拍摄现场。要是突然间让我马上去拍（电视剧）这种东西，我可能还真弄不了。

因为要求很快，三天一集什么的，会大量的跳拍。

它是另外一种技能，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拍电视剧）的问题。

电视剧的拍摄方式，跟电影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商业类型电影跟文艺片的拍摄其实都完全不一样。

作为导演，首先能不能适应那样的工作方式，这是一个问题。除了适应能力，还需要其它经验。

｜找亲戚做演员，因为省钱，也好沟通

和毕赣没在学校见过（注：李睿珺毕赣都就读于山西传媒学院）。因为我是2003年就毕业了，他是08年入校的。我俩完全在不同时空。

我俩认识是在后来。有一次毕赣刚刚拍完《路边野餐》，我们在一个活动上碰见，他过来打招呼，说是山传（山西传媒学院）的校友，刚拍了一部电影，咨询了一些问题什么的。

除了是校友（还有一点相似），我们都启用了自己的亲人来做演员。

2009年，我回老家拍第二部电影（《老驴头》），那个故事写的是发生在村子里面的事，然后就想能请什么样的演员来，选来选去，（发现）村子里面人最合适。

一开始，本来是村子里其他人，但是他们有时说不来就不来了，也不懂你是有预算的，他觉得不来半天不会影响到你什么。他们不懂，因为他们不是职业的。

我们发现这样有问题，最后就说选亲戚，亲戚好沟通一点，万一他不来了什么的，过去说服一下，好做工作。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亲戚省钱，有一些不用花钱。

把他们训练成演员，但前提也是（要）合适。

比如说我父母，我哥哥，我女朋友，我姨父就是现在这部电影（《隐入尘烟》）的男主演，《老驴头》时他演配角。我姨父的儿子也在这部电影里参与演出。

还有我小姨，甚至他们的儿子、女儿，还有我舅爷爷什么的，全部都是亲戚，（被我）训练成我的演员。

从参演《老驴头》开始，之后到现在他们都会参与每一部电影。

他们一般都是只演我的戏。

我的很多亲戚，他们年纪大了，有的不会说普通话，也有别的戏找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说普通话，就没法去接演那些角色。

其实专业演员应该更容易会演好，因为受过专业的训练，加上这么多年积累的现场表演经验，和那么多的导演、主创的接触，会对影视有更深的认知，按理说他们会演得更好，这取决于心态。

可能时间久了，有人会把这个东西（演戏）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去做，有人就觉得这只是个工作，完成了就行了，你觉得满意就满意，是一个谋生手段、谋生技能。

有人把它（演戏）当做一种爱好，有的人是当做一个职业，演出的成色当然就会完全不一样。

｜7岁以前，我们村都没有电

｜能看到什么电影

最早影响到我的电影，应该是维托里奥的《偷自行车的人》，是我在大学看的，刚上大学，以前没机会看那样的电影。

我1983年出生，但我们村子1990年才有电，7岁以前，我们村这边没有电，点煤油灯的，你能看到什么电影的对吧？

能看到的，都是《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电影，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包括什么国外电影，没有机会。

后来到90年代以后，偶尔能看到一些香港电影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录像厅了。但是国外的电影还是看得少，而且90年代以后，电视台经常会播国外的译制片，那些配音都很夸张，又大多数都是那种古代欧洲的宫廷戏，也看不太懂。所以，当时对欧美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

直到大学学影视之后，上了视听语言分析课、影片分析课。

上视听语言课时，开始接触很多电影，才突然间打开了对于外国电影的兴趣和认知，能看到很多超出观影经验的电影，开拓了视野。

《偷自行车的人》海报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偷自行车的人》时，感受就很奇怪，因为没有去过意大利，也不认识这对父子，那部电影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然后也不知道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的历史。但是看了那部电影，发现那两个父子的命运，因为一辆自行车的问题（产生碰撞），后来这两个人物会久久地住在心里面，不愿意离开。

也可能有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时不时会想起这对父子的命运，为他们担忧啊，心酸难过。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我反思了很多，为什么电影会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会让人反复思考。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一直在学绘画和音乐，这个（感觉）是之前绘画和音乐从来没有带给我的冲击。

所以大学时，我就暗下决心想拍电影。

有很多非常好的导演，比如说安东尼奥尼、塔科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小津安二郎等，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我平时看的书比较杂，什么书都看，看小说，看影视方面的理论方面的书，也看一些什么诗集，没有什么特别。

早期比如说陈忠实、苏童、余华、阎连科、毕飞宇，甚至是韩东的诗歌，海子的诗歌，欧阳江河的诗歌，顾城的，北岛的……确实还都挺多的。

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对哲学类的有兴趣，有一段会对历史类的有兴趣，有一段时间会对地理或者考古的有兴趣。

我经常会没事去书店溜一溜，漫无目的地翻一翻，突然翻到了一个东西，有兴趣就会读一读。

在看书这方面，我完全是杂食性的动物。

未来，我并不排斥有好的小说去改编，假如能碰到一个好的小说，它能快速帮你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了，小说影视化，相当于你是会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往高了走会更容易一些。

当然经典的小说要改编好其实是很难的。

有的小说适合改编，适合影视化，有些小说挺难影视化的，还是要看能不能碰到合适的。

也可能有时候碰到了一个合适的，有兴趣，结果一打听人家已经把影视版权卖掉了。这种事，也要看机缘。

｜我们这一代的导演很难被归类

第六代（导演）之后，我们很难归类。

第五代导演，因为他们早期受教育的情况，和当年恢复高考，他们集体开始拍摄电影时，有一个新的方式，跟第四代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影片也跟第四代的气质不一样，但是同时他们（第五代）之间的气质又是相似的，然后就很容易归类。

第六代的制作方式可能都是从独立电影开始，把电影回归到普通人的视角去讲普通人的生活。

2000年左右，我们的影视教育，除了几大专业院校以外，全国都在扩招，扩招导致很多大学都有影视专业，教育信息越来越开放。

数码时代的来临之后，大家又便于去创作。

所以每个导演的作品都不一样，每个人关注（题材）的方式，讲述故事的方式和拍摄方式都有差异。

所以（我们这一代），不太像第五代第六代，那么好归类了。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尽量去做想做的事。

如果说现阶段能做，那我们就做，现阶段不能做，那我们就再等几年，看什么时候能做再做它。

什么时候都可能会遇到（创作环境收紧）这种问题。

以下为李睿珺原声>>

访谈及整理|水方人子

编辑|茜文

策划|文娱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