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拍一部真正属于香港的电影。

韦家辉不喜欢在拍摄前完全确定故事的走向和结局。他认为作品和人物有自己的生命力，有自己发生发展的逻辑。拍戏几十年，身边的人理解支持他，帮他把一切都变成了一件作品，于是他想，为什么不大胆一点，尝试一些不太有把握的东西呢？

《神探大战》的故事很“港”。“无论是借来的著名案例，还是前‘九龙帝’曾灶财的涂鸦，都属于一个时代的香港集体记忆。”在一度低迷的2022年暑期档，获得了超过6亿元的票房。

这是韦家辉给我们讲的电影《神探大战》创作前后的故事。

韦家辉是中国和香港的电影编剧、导演和制片人。1981年，他参加了香港TVB编剧培训班，并担任TVB电视剧的编辑。1987年晋升为创意总监，1989年成为制片人。代表作品有《义不容情》和《大时代》。他十次获得香港金像奖提名，两次获奖。1995年首次执导电影《和平饭店》。1996年，他与杜琪峰一起创建了银河映像，他在银河映像的第一个作品是《一个字头的诞生》。2008年，与杜琪峰合作的《神探》被誉为“港片之光”。其他电影代表作还有《瘦身男女》，《大块头有大智慧》，《毒战》，《盲探》等等。

2007年拍电影《神探》的时候，最初想讲一个警察。他非常好，但是他有一些精神问题。结果这部电影就成了另一个故事。很喜欢开头的创意，一直没放下。2016年2017年想再拍一次，但是《神探大战》还是偏离了当初的想法。《神探》和《神探大战》完全是两种风格的电影，却都出自同一个从未拍过的故事。

杜琪峰和韦家辉联合导演了电影《神探》。

当故事在脑子里蹦出来的时候，我不会轻易写下来，因为它们会不停地飞出来，我会让它们飞起来。当然会有原型。我会告诉电影公司和投资人我想拍什么样的故事，也会向相关人员描述它的大致情况。设定好整体的“骨架”后，我再去填充细节。

我做过编剧，导演，制片人，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我的老工作，——。我看东西快，想故事快，写出来的东西质量还不错。即使时间很紧，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我也可以完成——，拿去给别人拍，这样这里的压力就小一些。其他的工作越来越难了。你得告诉别人是怎么回事，或者说钱怎么花，净收入多少，亏损多少.这些都是要计划的。而我最大的问题是，拍拍脱离了原来的蓝图。

有时候剧情已经推敲了很多遍，但是到了现场，突然会有新的灵感，或者演员进入状态后，突然发现不应该这样写。一切都在提醒你，原来的设计不是最合理的情节，或者说这不是最适合的环境。这是创造的一部分。我觉得每一部电影，或者说每一个创作，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

在写故事的时候，我会想象这个角色属于哪个演员，他们会一个个自动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习惯花上几个小时看那些适合我心目中角色的演员的照片，或者走访相应的环境，这样可以更了解故事的走向。我不喜欢在拍摄前决定结局。拍摄过程会带着一些不同的想法回到导演或者编剧那里。拍完之后，很多事情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宝马和大理石

我不希望演员按照剧本走，过分依赖技巧，但我希望他们能调动荷尔蒙，这样效果会最新鲜，最“猛”。

在拍摄《神探大战》之前，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拍摄刘青云了，但是我们没有先坐下来谈谈最近的情况。我拍戏的习惯就是人话不多。我和刘青云合作过很多次，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演员，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电影。演员和角色是最亲近的人，角色有自己的生活。角色会告诉演员今天会好看一点，但这样做不合适。

排练太多会“假”，我追求的是新鲜感。

我不希望演员按照剧本走，过分依赖技巧，但我希望他们能调动荷尔蒙，这样效果会最新鲜，最“猛”。这次现场有很多“飞页”(新台词)，比如林瑞麟饰演的方立新，刘青云饰演的李俊在审讯室的对质。两位演员在开拍前才拿到剧本，对白很长。一边射，一边改，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打，怎么反应。那种角力聚集了一种“气”，后来呈现的结果充满了张力。

刘青云非常了解我。他知道，不管他事先说得多仔细，拍完之后都可能改变。但这也是我所珍视的刘青云的特别强大的能力。他不需要那么多“提前通知”。

我以前觉得他是个深不见底的演员，这似乎是个奇迹：你想什么他都能演，我也常常觉得这辈子能遇到这样的演员真的很幸运。

很多时候我觉得可以更用力一点，给他更高难度的要求，更用力的推他。他就像一辆宝马。你推他，打他，但他跑得越来越快。你不知道是他更有潜力，还是你能驾驭他。我从来不担心他是不是承受不了我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他下次可以更进一步。

这一次，由刘青云扮演的李俊可以和别人认为“不存在”的人说话。那些对话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正常的，但他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理性，我也会想，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几个声音吗？

我偏《悲情英雄》。在这个社会上最舒服的生存方式就是做别人做的事。之前有人意识到地球不是平的，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他们知道这一点。

在《神探大战》里，“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个主题在我以往的很多作品里都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义不容情》。许多冲突发生的前提都是你究竟相信什么？你深信不疑的事情，万一是错的呢？万一别人根本不认同呢？

比如蔡卓妍扮演的陈仪，她自认为很幸运，遇到了天使一样的老公，但很快一切都天翻地覆，其实她遭遇的是一个魔鬼、一段梦魇。方礼信这个角色，要帅，要符合女生心里好老公的标准，外形来说很容易就会想到林峯，但这是一个很难的角色，有反转，需要很多层次的铺垫。

林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以前看过他许多不同的演出，但这是我第一次拍他。我以前觉得香港电影缺三四十岁的实力小生，但我现在觉得他绝对是一个中坚力量。

我不太在意演员之前给观众留下过什么既定印象，而是把他看作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想象他可以被雕琢成的样子。我会先看他已经能做到什么，按照他以往的表演方法，写一些东西试试他是否能做到，可以的话就再加码，再换一招行不行？

“大胆点！”

年纪大了，拍一部戏就少一部戏，现在是你一定要拍这部戏才会去拍。我一直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被一些东西束缚，反而想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多远，大胆点！

《神探大战》很“香港”，不管是借用的那些著名案件，还是曾经“九龙皇帝”曾灶财的涂鸦，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香港集体记忆。之前我有好几部作品都是在内地完成的，但那里不是我土生土长长大的地方，许多素材的收集或是故事的逻辑梳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且有难度的。

我还是想拍一部真正属于香港的电影。我对香港的犯罪故事很熟悉，对这个城市的警察、制度很熟悉，对这个城市发生过的事情很熟悉，也可以尽情把我对香港的感情放进去。而且在广东话的环境里，我很清楚怎么去安排每一个元素，不会有束手束脚的感觉。

这个故事从构想开始很快就有了一个主线，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可不可以跑遍全香港，你追我逐？所有人都会面临生死的边界，死亡突然就会“砰”一下出现。在那样一个空间里，大家靠走是行不通的，一定要跑。这些想法化成场景后，就能发现整个创作会打开格局。

比如庙街的戏，其实包括好几条街、好几个路口，还有天台，跨度很大；他们决战的那艘船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还包括不同的楼层，不同位置又有不同的动作戏；大巴的空间很狭小，还有翻转，机位要不停地调整，大家要不停地沟通怎么设置距离。

每一场戏都很麻烦，我一直都有超级大的压力。拍了那么久的戏，我会尽力把一切纳入可控范围中，但绝对不可能百分百搞定每件事：拍街景时你不可以请人离开这个画面，要很有礼貌地商量。往往会有人过来问你要劳务费，因为拍摄打搅了他们做生意。还好我有一个完全信任的制片组，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会让我尽情拍，自己见招拆招去解决问题。

我很感激我的团队，每个人都是精英，可以完成难度超高的方案。大家都不怕艰难和麻烦，吃饭聊天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放松，其实去现场就能明显感到他们的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拍摄难度，可能会发生没有剧本的状况，也可能会突然决定换景，但他们都已经习惯尽力而为。

这次一起拍戏的都是我合作过很多年的伙伴，你知道这群兄弟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搞定问题，就会安心很多。我讲戏的时候很兴奋，到拍的时候发现整个团队的人员都很兴奋，这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拍了那么多年戏，我也先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试一些东西？它们会让你紧张，不知如何操作，因为难，就更想拍出不同的东西来。我觉得肾上腺素飙到很高、压力很大的状态，好过觉得一切都很容易的感觉。

年纪大了，拍一部戏就少一部戏，现在是你一定要拍这部戏才会去拍。我一直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被一些东西束缚，反而想看看自己可以走到多远，大胆点！

由“快”入“慢”

不会因为观众爱看动作戏就拍这些元素，他们仍然会看到反转，或者意料之外的精彩，我想和他们一起经营这个过程。

我常常会自问，什么事情对这个世道是有益的，哪些想法是具有普世性的？我的电影、我的作品会比我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至少要保证它们的主题思想不会是错误的。

但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很怕“说教”，我自己就很怕看那样的作品，所以我要把想法化到剧情、化到冲突里，观众看完后自己能回味出来，而不是用台词把这些道理滔滔不绝地讲出来。

韦家辉导演作品《大时代》剧照

很早之前我就把电影归成两类。一类是“作者风格”的电影，我不会太在意观众是否能领会，有时甚至故意放一些他们不会立刻理解的东西，需要慢慢想。另一类就是“观众的电影”，它们面对的观众成分可以更复杂广泛，但不管他们成熟还是年轻，进入电影院都能跟上作品的节奏。

但我同样会坚持一件事，不会因为观众爱看动作戏就拍这些元素，他们仍然会看到反转，或者意料之外的精彩，我想和他们一起经营这个过程。

《神探大战》延期上映没有给我带来困扰，就这部电影本身来说，我已经经历了很漫长的等待，这几个月其实算不上什么。

以前我习惯“快”，准备得很快，上映得很快，现在渐渐可以习惯“慢”。慢其实会给你更多空间，可能初版剪辑得不够好，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充分，现在都有机会修补。作品即将上映、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失落。一旦与观众见面，它就是最终的版本，我没机会再去修改。

如果这部电影在2018年、2019年“疫情前”就拍出来，它一定不是现在观众看到的面貌。我也坚信，现在的版本一定比那个时候可能的版本要好。过去几年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当然希望生活安静太平，但作为一个创作者，越是大时代，越有素材值得去写，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灵感。

监制/宁李Sherry

编辑/Timmy

采访&撰文/李冰清Lily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