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什么意思(比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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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一个全面的答案，很多类似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顾宪成(1550-1612)和高攀龙(1562-1626)为什么在很多同时代人都成为基督徒的情况下，致力于林东公学的复兴？杨廷俊(1557-1627)、李贽(1565-1630)、徐光启(1562-1633)的思想和心灵，即使从各个方面去研究，结果也是一样的。现有的原始材料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分析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深刻的宗教体验。同样，本文将抛开他们是追随者还是皈依者等理论和社会学问题，仅从中国文人史的角度提出问题。
似乎没有必要澄清& quot成为基督徒& quot在这里，除了JacquesGernet教授在他激动人心的著作《中国和基督教》中坚持认为17世纪的中国人对基督教并没有深刻的理解，而只是看起来像基督徒。这里先不争论格尔内的观点，但可以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如此献身于基督教？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遵循明末传教士的判断，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杨、李和徐为基督徒。
虽然似乎没有直接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三人自己受过洗礼，但洗礼被认为是& quot成为基督徒& quot。传教士们说他们确实受过洗礼，而且他们都使用教名。他们和他们的批评者都称之为跟随& quot神圣宗教& quot和& quot上帝之道& quot。他们献身于传教士的教导，并影响他人接受这些教导。他们说服家人接受洗礼。此外，他们不断参与教学的公开证据和他们对中国传教士悔改的承诺确保了他们可以被称为基督徒。
杨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在一本著名的传记中有详细的描述。书名是《杨廷筠先生操行事迹》。
1609年(53岁)，杨辞去南京巡检员一职，回到杭州。在那里，他潜心读书，由于总督的赏识，被安排在西湖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教授理学(道教)。像许多当代人一样，他也对恢复朱成新儒家的理性活力感兴趣。杨组织了一个名为& quot真实社会& quot。同时，他因对理学的贡献而闻名，也赢得了当地佛教徒的支持，使他接受了& quot禅宗经典& quot他还捐款重建当地的佛教寺庙。杨从马托里奇的《一个人的生活》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上帝之道& quot在北京，但是他& quot不明白& quot(我们对杨1610年至1611年在知识界和宗教界的活动进行了概述)。在第一次辞职后的几年里，他积极公开地宣传理学中的道德自修学派。他得到了佛教徒的支持。当朱宏(1535-1615)在促进世俗世界的佛教团体和恢复杭州附近的方济各会寺的和尚和尼姑制度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时，杨不仅对佛教感兴趣。
在下一阶段，杨突然转向基督教。1611年4月，杨的朋友李之藻(前一年春天在北京接受利玛窦的洗礼)从南京辞职去护理他生病的父亲。李邀请神父拉札罗卡特内奥(1560-1640)和神父尼古拉斯特里高尔特(1577-1628)和他一起回到杭州。当杨去悼念李的父亲时，他遇到了郭和金两位牧师，并说他很高兴能探索他们宗教的奥秘。当杨看到上帝的形象时，他毕恭毕敬地看着他，好像他就在& quot上帝& quot，主给了他指引。后来，两个牧师被邀请去他们的家乡参观。虽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为什么杨被两位牧师所吸引，但他已经对研究基督教非常感兴趣。
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杨放下一切杂务，专心致志地探索“道”的基本原理。天雪& quot。Lazzaro Cattaneo和Kinnigel神父向他解释了上帝的恩典和其他宗教谚语，他意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和支持的。他承认上帝是天上地下万物的主宰，但他很疑惑这会对信仰佛教的地方造成什么破坏。他向传教士寻求答案。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他对全能的上帝作为一个人来生活时忍受如此巨大的苦难感到困惑。他认为谈论这些苦难是不尊重的。传教士对此一一解释，他也认同这些解释。
一天，金尼哥神父和一位来自广东、被耶稣会士称为“基督教弟兄会士”(1562-1622)的中国基督徒钟明仁(又名钟念良)向杨讲解基督教的仪式。他们觉得杨并不是真的相信上帝会在圣餐中出现。杨焦急地问道，& quot你怎么想到这些的？我主对世界的爱是无限的。神来到世上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而不是出于轻率的理论。我怎么还会怀疑这个？"总之，他准备相信这一切。
当杨表示希望受洗时，金尼哥拒绝了，因为除了他的妻子之外，杨还有一个妾，是杨两个儿子的母亲。杨对此犹豫不决，所以他向他的朋友李征求意见(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杨说，传教士的态度让他很难过。他这个曾经的朝廷高官，愿意为他们服务，但是他们拒绝了，因为他有妾，他不愿意服务的佛教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他。对此，李解释说，这正是西方传教士比不上和尚的原因。西方宗教的教规来自上帝，遵守它就是真善。如果你忽视它，你将受到惩罚。界限很清楚。你怎么能让传教士们自己随意决定呢？李问，教规什么时候禁止这个事情了？传教士想拯救别人，但不想为了接受你而在教规上妥协。他们想改造这个堕落的世界，却不敢不尊重它的教规。李文洋，如果你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不去改变，那还有什么用呢？杨突然醒悟了，他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放弃了妾侍，依教规而行事。传教士目睹了其诚意，他于1611年6月受洗，被赐教名为米切尔(Michele)〔杨已成为基督徒。丁起霖撰写的记述中清楚地描述了杨在他的余生(1611-1627)从事基督徒的工作，与耶稣会士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以下是丁就他的工作所列举的数例〕。杨有一个供奉佛像的大厅，他把大厅改成一个小教堂。杨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不听信他所讲的西方宗教，他为此担忧了多年，也祈祷了多年。在他六十岁(其母八十岁)时，他不思饮食，形容憔悴，在母亲的一再询问下，他泪流满面地说他感到自己有罪，因她仍受邪说的蒙骗而拒绝信奉正教。她母亲陷入无休止的痛苦，儿子对此不能无动于衷。通过他儿子的痛苦，她理解并相信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杨建造了一座教堂，并对传教士提供资助(他本人在始于1616年的反基督教时期冒险庇护过传教士)。
作为一个从市场买鱼鸟放生的俗界佛教徒，杨组织了一个慈善团体对有需要者提供帮助(那时杭州的放生会很普遍，大部分由于邾宏和尚的鼓励而成立)
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未显示他曾经受过任何个人的巨大压力和危机，对他生平的记述表明他和不少同时代的人一样为觉察到人世间充满道德的堕落而苦恼，也许这与他1609年辞官有关，因为那时皇帝的固执和充斥于朝廷和整个官僚架构的派系斗争损害了他的信心。他为支持新儒学所作的努力证明了他对价值观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他要为社会恢复“正确”理念的愿望。从杨的生平可清楚地看到，为了辨别何为“正确”，他组织了“真实社”，这使他有机会在新儒学中寻找到答案，这也许就是他返回杭州后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的原因。同时他也在佛学中寻求答案，但此两种学说皆令其失望。
杨于1611年4月或5月拜访了其友李之藻后就开始转变，背弃新儒学和佛教。记述中并未写明这些，但来自西方的一些资料
该篇记述关于杨在不断加深对基督教的认识方面有五个主要观点。首先，他通过阅读书籍以及与郭、金两神父的讨论，领悟到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的那个主是隐匿于天堂和地球万物之后的天主，它不只属于“遥远的西方”，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主宰着世界的每个角落。
第二，人们告诉他天主只有一个，且是唯一的主。任何关于释迦牟尼“擎天蔽日”的说法由于不承认天主的万能而被视为愚蠢，应该摒弃。传教士们说佛教徒们皆犯有大不敬之罪，因为他们人人都想做自己的主宰。根据该记述，郭居静和金尼阁神父告诉杨，“佛教徒希望崇拜自己的内心和本性，并将此作为‘认识’的来源，以此来否定上主的万能。”传教士对佛教徒相信其内心和本性是其价值观的渊源(这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禅经”的说法)的谴责可以延续到对明末的新儒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学派的追随者的谴责。那时有种类似的倾向叫“信德性”，争论的问题是人的价值基于人的内心或本性，还是尚存在一个外在来源。传教士们只坚持后者。
第三，针对杨关于谈论天主所受的磨难是对祂的不敬，传教士们解释称，在主的品格中，“至善”和对人类的关心是很突出的优点，这在“主”用自己的身体去赎回人类一直以来的罪孽中可以得到印证。对杨以及该篇记述的读者而言，这说明了认识的外在来源是一个被人类所接受的道德渊源。
第四，杨明白了此点后便再也不必继续怀疑。他能迅速领悟宗教的真谛。因此，他在十年之后，撰写学术著作时，将该著作定名为《代疑编》并非偶然。怀疑是肯定和真理的反面，而肯定和真理是其想与之拥抱的东西。
第五，杨从传教士因他蓄妾而固执地阻止他入教中体会到宗教教规是不容改变和妥协的。这些教规并非由人类创造，因而只服从于与其渊源有关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解释，它们来自天主。
如果认为杨实际上在寻求一种道德价值的外在确定性渊源来作为对盛行于他们同时代人中的相对主义和反省的替代，那么，杨为何能领悟传教士们所描绘的复杂且含糊的天堂和“天主”就可解释清楚了。准确地讲，当他从理解到步入服从“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时，他就成了基督徒，这整个过程是在大约两个月内完成的
李用了大约9年。他于1610年初即利玛窦(生于1552年)逝世前两个月在北京受洗。
李我存(即李之藻)来自浙江省杭州城。当我首次抵京时，他是工部高官和天分极高的博士(在1598年进士考试中排位甚前，故李和其它进士一样被神父们称为“博士”)。他年轻时曾作过《全中华总绘》，将十五个省非常细致地展示出来，他认为那即是整个世界。当他看到我们的“万国图志”，他意识到小小的中国如何与整个世界相比。他的智慧使他轻而易举地领略到我们所认为有关地球的范围和形状及其两极。与地球同轴心旋转的十颗恒星、太阳和星星与地球相比体积之巨大等真理，以及另外一些其它人觉得非常难以置信的东西。从此我们之间结成了紧密的友谊，一旦他的职务许可，他很乐意学习更多的这种知识(这门学问)。
多年后，李之藻回忆道：
在1601年，当利玛窦来(北京)后，我与几个同僚一起去拜访他，在他的墙上悬着一幅依精细的刻度线(经纬线)绘成的世界地图。利玛窦说：“这是我自西方来的路线
同样该图指明了李通往西方的道路，他从此和利氏共同参与，对该幅地图的兴趣之高使得利氏对他的协助很是信任，李氏工作的成果是在1602年在北京出版了一张放大了的世界地图。
其后李对利氏及其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愈发欣赏。他们共同致力于算术和天文学的著作和仪器，
李对于利玛窦钦佩的过程在他于1608年为利之《畸人十篇》所作序言中有最奇妙的总结。在该书中利玛窦记叙了他与包括李之藻和徐光启在内的八位中国受访者关于宗教和道德问题的讨论。李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当他首次见到这位曾经冒着各种各样风险勇敢地完成可怕的漫长旅途来到中国并不企求任何回报、友善且慷概待人的洋神父，他曾经认为利玛窦是位“异人”。目睹利既不结婚也不当官，而只追求正直为善并为上帝服务，李认为他是“独性人”。接着，他认为利玛窦是“博闻与韬术之人”，因为其崇拜真理反对谬说，勤奋读书，过目成诵，懂得如此之多有关玄学、天文学、地理、几何和算术等前辈大儒们未曾明了的学问。终于在1608年，在熟悉利玛窦近十年之后，李意识到当他一旦要做甚么事而这符合利玛窦所言的话，他就感到他应该去做：反之，他就感到他应该拒绝去做，因此李承认利玛窦是个“智人”。“智人”，李写道“可与天谐存，但无异于他人”。
读过李的序言的人可能都会推想，李之藻既然如此高度赞扬利玛窦，应以准备好在1608年受洗。他本来已经可以这样做了，但正如利玛窦在该年春天一封信中所言，由于“某些障碍”他尚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了解曾有何事发生的渠道又来自艾儒略
利玛窦死后，李坚守他对基督教的承诺。1611年春天，他邀请金尼阁和郭居静与他一同返回杭州老家，在那里正如我们所知，有可能是他刺激起杨廷筠对基督教的兴趣，但肯定是他曾鼓励杨追求这一信仰。
当服丧期在1613年结束时，李之藻重返为官生涯，接受长达7年的委任，与此同时仍继续参与有关天文和数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他的奋斗在1628年伴随《天学初函》的出版达到顶峰。该书收录了时至当日近乎所有在中国印刷的由传教士们着写的重要书籍，共19本之多，另加上两本他自己撰写的书籍。在他去世前一年，李之藻还帮助使耶稣会士们正式参与由皇室发起的历法修订，而这次修订是按新引入的西方学说进行的。
为甚么李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在如此简捷勾划出的“公开”证据承认了两点结论，这些结论经常出现在二手作品中。第一个结论是他和当时相当数量的士大夫们都为被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科学”(一个在上下文中不曾严谨定义过的名词)所吸引。
第二个结论是李和其它许多人一样，被利玛窦的人格力量吸引入基督徒行列。德埃利亚在观察三位曾在为1602年版《万国舆图》作注释时赞扬过“利玛窦的科学和美德”
按照李之藻和利玛窦两人的说法，当李于1601年在北京首遇该传教士时，震撼他旳是那张地图，利玛窦因其在地理学上的浓厚兴趣而信任他并暗示这是基于他对地图的反应。但李似乎并不归之于此，即使在其于1623年出版《职方外纪》一书作序时亦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该本曾对中国人世界地理知识大拓展有最重大贡献的书，与其说是李的杰作，不如说是艾儒略和杨廷筠两人合作的成果。
李之藻1601年的迷恋与其说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地理，不如说是针对世界新模式。对他来说接受尚有许多国家未被中国所知这样的事实并不太难。这张世界地图，或者更具体说，用长宽尺寸来描绘出的这个被传教士们称为地球的天体，直接挑战了中国当时盛行的地球乃苍穹之下近乎平台状的假想。这正是利玛窦所称李轻而易举领略到他人觉得难以置信之事所意味的东西。李之藻在其1623年序言中强调，他曾在1601年目睹这张地图之后作过计算，以证实地球真的是大小如利称那样一个圆球，真的是处于巨大宇宙空间的那样一个圆球。
当然，李所感兴趣的东西符合“科学”这个总标题。利玛窦在他1601年的日记中记载，李谋求学习更多“这门学问”，即早前所译的“这种知识”。这种在多年后使李被征服的“知识”，可被更清晰地标定为“天学”，若将之称为科学，则失去了其另一层非常重要的含义，因为天学也同样可用来指称由传教士们所介绍的那些宗教思想。否定将两者作出区分的主张虽含蓄，但在1628年时仍获承认，其时李之藻在“天学”的名目之下，将“科学的”著述和宗教著述一同出版
杨廷筠通过接受天国和天主而了结了他对“具有道德价值的外在决定渊源”的探索。始自相当不同的理智取向，李之藻在小规模地寻求“永恒不变之法”，也导致他通过有关天体的数字和计算，通过对“东方之海与西方之海具有相同的精神和本性”
李之藻对利玛窦的崇敬有其过程，而这几乎与他对天国了解的增广完全同步。顶点是将利视为可“与天谐存”。正如李所证实的利玛窦显示着道德和信心。若将他的人格力量和诸如李等其它人相比，后者不得不被描绘成好似来自于提交天庭的规条一样。李可能直至临死时也无须赶走其妾室或论诸道德法则，但无论他和杨廷筠在人格和理智取向上有多大差别，他们都从含糊的天中找到了知识的渊源和外在、永恒的纪律规条。李在《藏绌》一文中以“智人”描述利玛窦时显示了这样的态度。“智人”一词在该文中通篇皆是且大多形容贴切，但其中两处特别符合李就利与天相联系的那种感觉。在《藏绌》的第一章中他写道：“智人无己”，这与16世期末叶以“内在”的自我为中心的成见形成对比。在该书的末章有如下的界定：“不离于真，谓之智人。”
光启的受洗
徐也和李之藻一样被一点一点地引向利玛窦，但这位传教士似乎在导致徐于1604年在南京受洗的一连串事件中并不曾扮演一个占优势的角色。无论如何，利本人的日记是这一故事的最初资料。
徐光启1562年生于上海，其父是个有时相穷困的商人，其母来自当地书香门弟，徐曾在她葬仪生平传记中用极具道德的字眼来形容她。
据利玛窦说，徐在绝望中南下广东，在韶州靠教书自食其力。在那里他访问了新建的天主教堂并见到耶稣基督的画像，接待他的正是郭居静。第二年即1597年，他重新参加省试，主考官是当时醉心于佛教思想的名儒ChiaoHung(赵衡，1541-1620)。
1600年于自京赴沪的路上，徐光启在南京停留并首次遇到利玛窦。他们谈到了信仰，对此徐已经明晓了一些，但由于徐是在仓促之间学的，故利评论说他只知道很少一点儿有关服务于“天地和万物的创造者”的道理。利记载了当他们见面后不久，徐光启曾造梦他来到一个有三个殿堂的庙宇里。在其中一个殿堂里他见到一尊雕像，一个声音说那是圣父；在另一个殿堂里是一尊戴着皇冠的雕像，那据说是圣子；第三个殿堂是空的。徐向两座雕像致敬后即醒来。直到多年后在他被告知有关三位一体的意义之前他始终不解此梦。由于神父们曾告诫不要相信梦臆，他甚至不曾将此梦告诉他人，直到1605年利玛窦无意间谈到神有时会在梦中显灵，他才重述了他的经历。
1601年春，他两度在北京会试中落第。
于1604年赴京的路上，徐光启又绕道在南京稍停，寄宿于罗如望处，每日望弥撒。
这一系列事件，大都引自利玛窦的日记，它告诉我们有关徐光启成为基督徒的几件事。首先，在考试中落第与他产生对基督教的兴趣相伴而生，说明摇摆不定的徐光启发现他从传教士们的教诲里得到信心；第二，看来他自己说服自己胜于被人劝服；第三，在1604年受洗之前，对他的吸引力似乎既非科学，亦非利玛窦的人格，尽管很显然他越来越不可避免地与这两点联系起来。那么，为甚么徐光启立意寻求洗礼呢?
1604年夏，徐在南京受洗并在北京考晋进士之后，他曾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小册子写附记。文章开头他回忆在南方奔波时，满怀崇敬地发现自欧洲用船泊来的天主形象，其后他忆起已经看过的那张世界地图并因此而了解到利玛窦之存在。他碰巧在南京遇到他，大体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他是个通晓世事的博学君子。(注意这不正是有关科学和利之人格吸引力的两个结论的某些根据吗?)其后不久，利玛窦入京向皇帝进贡并被作为国宾接待，因此，各地的人都晓得了这位传教士，无人不欲见到他。当他们开始了解他的理念都感到那些东西既令人愉快又具有独到见解。当徐本人学到利的一些更为重要的观点时，他意识到吸引读者的那些东西仅是些皮毛。徐光启写道，这本小册子只是这些皮毛东西中的些小片断。他告诉他那附记的读者们，利玛窦的学问涉及各个领域，但其主旨是不断地和公开地为至高无上的上帝效力。一切情感和愿望，如同各种无关宏旨的词句和行动一样，当人去追求所谓“完美之身”时都会被清除。徐将传教士所述的全部内容重作细致的回顾，以搜寻哪怕是一个字有悖于忠君孝父的成训或不利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太平的东西。但不曾有任何发现，更进一步说，传教士们的书完全没有那些内容，他们的宗教规条亦对此加以禁止。徐写道，终其一生他始终倾向于怀疑论，但这恰似一缕正在消散的云彩。不能有任何疑问存在，当他本人有能力根据教义提供解释的时候，他彷佛游历于深邃的通衢。不能有任何疑问存在，于是他将此铭记于心并请求入教。
数年后，在他为利和他合译几何原本所作的序言中，徐光启告诉读者对他们的期望是：“我要求(利神父)少些将这些翻译中的观点传播给大家，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应将易于相信的东西放在前面，从而吸引大家来读，进而领悟这些思维方法，最终使人们相信所学的东西是真确且不容置疑的。”
他强调不仅是利玛窦思想中次要的方面专注于“查究世事，研求根本”，最重要的是“开拓自身，尊崇天国”。
徐承认其求真之路与自导至他受洗事件中概括的三条心迹是相互吻合的。他曾为某些事而探索，而他在“科学”和“利玛窦的人格”之外发现了它。
徐的一句话始终被作为箴言在有关他的二手作品中出现，
徐所发现的是一种治学方法--向上天学习的方法，这一方法正如传教士们所示范的那样，这一方法又使他在承继自传统的道德价值之上增加了重要地位和约束规条。“天学”集各种学问之大全，并非孕育于任何人的头脑，而是奠基之被概括为“天”的整个外在世界之上。同时这些学问不是受制于当局的法令批准，而是服从于每个人自身的查究实证。
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循不同途径接触到基督教，怀有不同的需要和问题，但他们都在其中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一种基于外在普遍渊源的道德准则，和许多他们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们可能被理解成曾为巩固已被广泛认为正在受到侵蚀的传流价值观寻求新的理性根基。但与许多不曾成为基督徒的同时代人相异，徐、李、杨让“天学”进入他们的视野并发觉其回答是有说服力的。正如徐光启所含蓄承认的那样，无论如何，他们的选择并非必然。
何岚菁许昌释
【注】
a.徐宗勉：《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台北，1958。
b.杨成欧：《杨起元先生年谱》，上海，1944。
c.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1966。
d.罗光：《徐光启传》，香港，1953。
e.梁加民：《徐光启年谱》，上海，1981，以及ArthurW.Hummel关于中国文人学士的文章，见EminentChineseoftheCh'ingPeriod(1644-1912)，2vols，(Washington，D.C，1943-1944)，1：316-19,452-54；2：894-95。关于传教士姓名的拼法，参阅JosephDehergne，S.J，RépertoiredesJésuitsdeChinede1552à1800(Rome，1973)。根据传教士的活动地点所编写的详尽概覧，由早期的西语资料所编成。参阅JosephDehergne，S.J，“LesChrétientésdeChinedelaPériodeMing(1581-1650)，”MonumentaSerica16(1957)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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